家國情懷是世界華文文學的母題，輻射懷鄉(xiāng)戀土、血緣追索、生存焦慮、民族復興等創(chuàng)作維度。從20世紀60年代的留學生文學至今，創(chuàng)作者雖適應了“把自己連根拔起栽種到異國”的文化陣痛，但原本已無比堅定的“落地生根”，卻發(fā)生了再次“落葉歸根”的微妙轉向，隨之衍生的是文化鄉(xiāng)愁由感性逐漸讓渡于理性。家國情懷可以有三重解讀，即對家國的定義、對家國的感情、對家國的期待。隨著題材廣度與技巧精度的雙向提升，家國記憶、家國情感、家國使命的傳承和發(fā)展體現(xiàn)華文文學的新意與新變。

從“落地生根”到“二次移民”

20世紀60年代留學生文學中“邊緣人”的困頓消極與渴望民族振興的家國夢共生。海外游子的自豪感和責任感，從對親人的依戀、對鄉(xiāng)土的回憶、對故國的熱愛中播撒開來。小說醞釀起失根的困惑，流轉著“日暮鄉(xiāng)關何處是”的傷感，對母國的眷戀，更深層次目的是獲得文化的認同與精神的歸屬。同時，留學生文學特別關注留學生群體的切身問題，以此凸顯中西文化間差別的明晰性和碰撞的必然性，但陳若曦借《突圍》《二胡》等作品提議“告別畸形的、分裂的家國之恨，擁有健康的、平和的中國形象及中國情懷”。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是揭示留學生失根痛苦的經(jīng)典文本。叢甦是在《野宴》中較早提出了“夾縫”概念，“生活在別人的屋檐底下，屋檐雖好，終究是別人的?！彼瑫r回答了留學生該“怎么辦”：“我們，我們的下一代，我們下一代的下一代，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書寫我們的向往和夢……”

上世紀80年代的新移民文學延續(xù)了於梨華、白先勇、叢甦、陳若曦等人對隔膜論的闡發(fā)，而此時的家國夢已與個體的自我實現(xiàn)交織在一起。比照同時期華裔作家的英文小說，同樣有對文化失根的思考，它顯現(xiàn)為父輩（中國經(jīng)驗）與子輩（西方經(jīng)驗）之間的文化理念沖撞，進而激化現(xiàn)實與理想的既定矛盾。譚恩美《喜福會》中龔琳達的一段獨白可與其互證：“長期以來，我一直希望能造就我的孩子能適應美國的環(huán)境但保留中國的氣質，可我哪能料到，這兩樣東西根本是水火不相容，不可混和的?！蔽艺J為，留學生文學重點在失“魂”，而新移民文學則為失“根”。前者一直堅定于對中國文化的堅守和對西方文化的防御，家國之愛是格外濃烈而痛徹的；后者立足于個體的心靈體驗，以文化夾縫中的兩難心態(tài)為中心，傳達新移民的即時狀態(tài)：渴望融入西方但無法被完全認同，于是重回中國又不能再被全然接納，最終還是選擇回歸西方。而90年代新移民文學代表作家張翎從中國故事起步，信奉寫作這一行為本就是一種對故鄉(xiāng)的回歸，依據(jù)自己的青少年經(jīng)歷實施對江南記憶的重構，又將成年經(jīng)驗凝聚于北方敘事中再造。

21世紀以來的世界華文小說持續(xù)對家國的關注，但思考點已實現(xiàn)新的著陸：從海外處境/想象中國的思維范式，轉為現(xiàn)時問題/現(xiàn)實中國的思路結構。從某種意義上看，視角的變化與創(chuàng)作者的頻繁“海歸”密切相關，他們得以直接融入中國現(xiàn)實生活，親歷中國新變，故而對家國的體驗不再是來自記憶或經(jīng)驗，而是源自真實當下。薛憶溈在《希拉里·密和·我》中提供一個論點：“移民最大的神秘之處就是它讓移民的人永遠都只能過著移民的生活，永遠都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家?！丶摇瘜σ泼竦娜艘馕吨诙我泼?。”那么，對于海歸作家而言，故鄉(xiāng)與異鄉(xiāng)是辯證的，中國具備故鄉(xiāng)與異鄉(xiāng)的雙重特性。他們是在場的旁觀者，具有更自由的審視距離和更從容的觀察視角，于是他們對家國的表達，可以從原先的情感攀援直擊入現(xiàn)時的問題解決?！犊粘病罚ㄑ洔浚?，解析城市空巢老人為何成為電信詐騙主要受害群體的原因；《垂老別》（張惠雯），揭露農村城市化進程中傳統(tǒng)人倫的崩壞，揭示失去土地的農村老人因其無用性與無利性反遭子輩遺棄的悲??；《佐敦》（周潔茹），刻畫內地女性移民在香港面對的生活窘境、身份歧視、家庭畸形?！跋愀鄣奶欤捅揉l(xiāng)下的藍嗎？阿珍看不出來。”現(xiàn)居香港的阿珍、阿芳卻與60-80年代歐美世界“邊緣人”處境不期而遇。

從家族溯源到家庭記憶

家族譜系構建是“家”的重要呈現(xiàn)方式。家族的代際傳承是最基本敘事線索，與門風、鄉(xiāng)土、歷史、文化等因素形成組合體，目的是反觀社會問題與人性問題?？疾烊A文文學的家族小說，如《交錯的彼岸》《嗩吶煙塵》《海神家族》《金山》《北鳶》，家族被視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展示的平臺，深耕于文本的家國情懷，以家族血緣為點，以種族血脈為面。

張翎采用地標式的家族建構，即聚合家族流變史、個人成長史、文化發(fā)展史，將溫州夢與他國夢譜系化和具象化，例如在《望月》《交錯的彼岸》《郵購新娘》里，形成西方望族與江南世家的中西呼應。而《金山》是她的家族敘事的階段完結篇，最顯著的文學價值是用現(xiàn)代漢語為“長眠在洛基山下的孤獨靈魂，完成一趟回鄉(xiāng)的旅途”。小說以洛基山與開平碉樓共同裝載方氏家族的家國夢，方錦山、方錦河、方錦繡，托起“山河錦繡”的家族祈愿，包裹海外華人懷鄉(xiāng)的濃釅和還鄉(xiāng)的企盼。沈寧的《百世門風》探討的論題是，在現(xiàn)代社會中該如何保留和傳承中華文明的血脈。它側重家族文化內涵的開發(fā)，以沈鈞儒和陶希圣的家族譜牒為本，細數(shù)沈、陶兩家歷代傳承的三大精神遺產(chǎn)：感恩、書生的傲骨和獨立、明確的是非觀念。2016年葛亮的《北鳶》，也是延續(xù)類似的節(jié)奏，設計盧文笙與馮仁楨兩條家族敘事線，以家族文脈昭示民國風骨。

近年來，世界華文小說對“家”的塑造主動規(guī)避集體經(jīng)驗的疊加，格外專注個體家庭的事件與心理，以中國故事為敘事背景，收縮宏大的家族敘事，轉而書寫變動不居的普通家庭沉浮?！蛾懛秆勺R》是嚴歌苓以祖父嚴恩春故事為小說藍本，檢視陸焉識、馮婉瑜與命運較量幾十年中歷歷在目的跌宕唏噓。張翎在《流年物語》里將全家放置于不同年代，由不同的機遇與處境撞擊出劉年對自由的各種形式探索。李鳳群的《大風》詳述張家每一代人的尋根行動，重新定位個人與鄉(xiāng)土的關系：“倦鳥總會歸巢，而我們卻將一去不返?！贝餍∪A以《忽如歸》為家人立傳，誠懇記錄戴家故事，視滄州“鎮(zhèn)海吼”為精神旨歸，闡明“歷史激流中的一個臺灣家庭”秉持并堅守“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價值觀。

當前世界華文文學對中國故事與中國經(jīng)驗越加重視，家國情懷追隨著“落葉歸根”/“落地生根”中空間與身份的動態(tài)轉徙，產(chǎn)生理念與理解的變化推演。家國情懷的持續(xù)性與新質性，彰顯了海外華人文學創(chuàng)作者不停歇的文學想象力與不中斷的社會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