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2日至14日，以“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創(chuàng)造新時代的新史詩”為主題的第二屆中國文學博鰲論壇在海南瓊海舉行。我們將陸續(xù)刊登論壇發(fā)言，以饗讀者。 ——編 者

重振文學的崇高品格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發(fā)展的重要力量。

人類社會的每一次躍進，人類文明的每一次升華，無不伴隨著文化的歷史性進步。在幾千年的時光流變中，中華民族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遇到過無數(shù)的艱難困苦，世世代代的中華兒女歷經(jīng)滄桑孕育出獨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從而使我們的民族能夠不斷克服阻礙歷史前進的陳舊痼疾與頹敗陋習，生生不息。

但是，毋庸諱言，在今日中國經(jīng)濟建設突飛猛進、創(chuàng)造著諸多世界奇跡的同時，精神領域里一股歷史虛無主義的逆流正在悄然泛濫。浮躁虛華、附庸跟風、沽名釣譽、急功近利、唯利是圖的社會風氣，令質(zhì)疑民族歷史、否定民族英雄的風潮成為時髦；在崇尚“娛樂至死”的口號下，是非不分、善惡不辨、搜奇獵艷、一味媚俗、低級趣味的惡俗現(xiàn)象屢禁不止；特別是戲說歷史、抹黑英雄的現(xiàn)象頻現(xiàn)于各種媒體，顛覆著中華民族世代傳承的優(yōu)秀價值取向。

關于歷史虛無主義給一個人、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帶來的危害，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深刻地指出，這就是企圖讓我們這個民族“魂無定所，行無依歸”。

一個民族的歷史是這個民族的精神圖譜，民族英雄是這個圖譜中的精神坐標。沒有英雄的民族是平庸的民族，不敬仰英雄的民族是沒有價值觀的民族?，F(xiàn)實生活的嚴酷已經(jīng)證明，道德淪喪往往是從歪曲本民族歷史和貶低丑化英雄開始的。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會明白這樣一個并不精深的道理：要想打敗一支軍隊，首先要摧垮這支軍隊的精神和意志；要想搞垮一個國家和民族，首先要割斷這個國家的歷史記憶以及這個民族的精神傳承，使這個國家和民族徹底喪失信念的依托，從精神上釜底抽薪是渙散乃至顛覆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最有效、最快捷的手段。

19世紀英國道德學家塞繆爾·斯邁爾斯說過：“一個國家的前途，不取決于國庫的殷實，不取決于城堡的堅固，也不取決于公共設施的華麗，而取決于這個國家國民品格的高下?！?/p>

精神品格的高下，將決定一個民族的命運。

因此，在中國當代文學領域，我們有必要重振文學的崇高品格。

崇高是什么？

中國古人認為，崇高就是“志于道，據(jù)于德”的個人操守；就是“法古今完人，養(yǎng)浩然正氣”的價值取向；就是“崇高之位，憂重責深”的憂患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就是“登崇高之丘，臨萬里之流”的博大胸懷。

孫中山先生心目中的崇高，是“做大事，不要做大官”；魯迅先生認為，具有崇高品格的人是“埋頭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為民請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而毛澤東將崇高品格的標準定義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p>

重振文學的崇高品格，就是用文學的方式探索有崇高特性的為人之道和行為特征，以及探索塑造崇高品格的文化淵源與實現(xiàn)途徑，從而弘揚崇高的美感與魅力。古希臘名著《論崇高》中認為，文學的崇高品格應該體現(xiàn)在五個方面：莊嚴偉大的思想，強烈動人的激情，辭格的使用、高雅的措辭和有尊嚴的結構。中國的古人們認為，崇高的特點是簡單淳樸，是真純的情感，是誠實的勞動，是無私的奉獻。就文學的基本原理而言，文學的崇高品格，是主體與客體之間處于尖銳對立與嚴峻沖突時所呈現(xiàn)出來的美感，崇高品格之美是人性的沖突之美，這是文學意義上沖突的本質(zhì)，也是文學魅力的根本所在。

英雄主義，是人類最崇高的情感之一

作為軍旅作家，我認為軍人的崇高品格就是英雄主義。

狹義而言，這個情感始終是中國軍旅文學的精神主調(diào)；廣義而言，這個情感也是人類文學史上不朽經(jīng)典的精神主調(diào)。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希望自己的軍隊由一群自私卑劣的懦夫組成。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軍人如果缺少了英雄主義精神，這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必將是屈辱或者悲慘的。世界文學史上，優(yōu)秀的戰(zhàn)爭文學作品，無一不是英雄主義的史詩。對于民族命運而言，英雄主義過去需要，現(xiàn)在需要，將來依舊需要，如果我們還想讓子孫后代有尊嚴地活著的話。

應該指出的是，宣揚英雄行為的不合理，是在給自私卑劣尋找合理性。作為一支軍隊，如果自私卑劣合理了，必將逃不脫丟盔卸甲、潰不成軍的結局，盡管這支軍隊可以軍號震天、儀仗華麗；作為一個國家，如果自私卑劣合理了，這個國家的土地上永遠不會給子孫后代留下象征民族榮耀的凱旋門，盡管這塊土地上可以高樓林立、燈紅酒綠。同樣，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如果自私卑劣合理了，這樣的文學產(chǎn)品永遠進入不了人類精神的經(jīng)典殿堂，盡管這樣的作品可以名噪一時。

雖然“一將功成萬骨枯”，但我始終認為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英雄主體，不是將軍而是士兵。我寫作的“戰(zhàn)爭系列”《長征》《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和《朝鮮戰(zhàn)爭》，就是那些在歷史巨變中甚至連姓名都沒有留下來的普通士兵的英雄譜。我在寫作《朝鮮戰(zhàn)爭》的時候，曾采訪過那場慘烈異常的松骨峰戰(zhàn)斗的主力團團長范天恩。這位戰(zhàn)后惟一被收入日文版的《朝鮮戰(zhàn)爭名人錄》的中國團長，身材高大疾病纏身，已經(jīng)沒有力氣再用語言來描述那場戰(zhàn)斗，更不愿提及自己的英雄行為，老淚縱橫的他總是重復著這樣一句話：“真正打起仗來，英雄是那些士兵?！笔堑?，在中國人民抵抗外來侵略和謀求民族解放的過程中犧牲的士兵，他們絕大多數(shù)是貧苦農(nóng)家的子弟，為了一份自己有生之年也許無法看到的對美好生活的憧憬，他們寧愿承受難以想象的艱辛，甚至寧愿義無反顧地赴死。他們的崇高簡樸而真誠，他們是我筆下的英雄好漢。

“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是歷史唯物論的核心

重振文學崇高的美學品格，就是尊崇人民為創(chuàng)造歷史的英雄。

在75年前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同志的講話開門見山地提出了“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更是以大篇幅再次強調(diào)和闡述了這個命題。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出現(xiàn)最多的詞匯就是“人民”二字。

中國的文學事業(yè)從來就是人民的事業(yè)。文學的使命與人民的命運緊密相連。文學產(chǎn)生于人民，人民是文化藝術的創(chuàng)造者。文學服務于人民，反映人民的喜怒哀樂，是人民生活命運的寫真。作家從來不是孤立于人民群體之外的特殊分子，人民養(yǎng)育了作家和藝術家，人民是作家藝術家恩重如山的父母。

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中，人民是創(chuàng)造歷史的主角。否認中華民族的歷史是英雄輩出的歷史，否認這塊土地上的廣大人民是中華文明發(fā)展的真正推動者，中華民族至今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歷史進程將是無法解釋的。在文學意義上，我主張的英雄觀是廣義的，先天下人之憂而憂，后天下人之樂而樂，利他主義、集體主義、愛國主義，鐵肩擔道義，不媚的風骨、不隨流的獨立，同情、公正、博愛，執(zhí)著的理想主義，對獨立思考權利的捍衛(wèi)以及對真理的固執(zhí)求索等等，都是構成文學崇高美學品格的基本要素。

媒體和評論家在評述我的“近代史系列”著作《1901》和《1911》時，常常使用“以細節(jié)還原歷史”這句話。崇尚歷史細節(jié)的本質(zhì)是什么？是對推動歷史進程的主體動力——人民的高高托舉。沒有一代又一代細微如沙粒泥土的普通百姓的勤勞、智慧和奉獻，以及無論在什么樣的苦難中都能生生不息活下去的堅韌，歷史將索然無味，盡管歷史的書頁上往往被涂滿紫帶黃袍、六宮粉黛。

我的寫作，是為我值得驕傲的祖先，為中國人民樹碑立傳。

在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文以載道是崇高品格的精神根基。文學從來不是個人狹隘的情感宣泄和呻吟，而是肩負著滋養(yǎng)人類心靈和托舉社會道義的神圣使命。古往今來，凡是有價值的文學作品，被長久流傳并成為經(jīng)典的，無一不是作家“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家國情懷的抒發(fā)。文學的良知和職責，即是人民對文學事業(yè)的囑托。人民是文學作品優(yōu)劣的惟一評判者。文學從來不是用來孤芳自賞的，也不是用來評獎獲獎的，只有把個體命運和人民的命運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文學作品，才可能得到人民的贊賞，而這個贊賞應該是褒獎文學作品最重要、最榮耀的獎項。

重振文學崇高的美學品格是當代作家的一個偉大的歷史使命。這個使命要求我們在精神上要與時代同步，在文學境界上要有大格局，在文學視野上要見大風云，在文學力量上要能擔當起大氣象。只有這樣，才能擔負起新時代對所有文學工作者的期望，才能不愧于人民作家的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