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日本作家遠藤周作，很多人或許會疑惑：“他是誰？”稍有了解的人會說道：“哦，那個天主教作家?！钡拇_，作為天主教徒的遠藤周作，因其一系列相關(guān)的作品，在日本文壇獨樹一幟。尤其是他獲得谷崎潤一郎文學獎的《沉默》問世后，更是在日本文壇名聲赫赫。

《沉默》一書講述了17世紀的耶穌會會士洛特里哥神父聽聞日本幕府對天主教徒的殘酷迫害，以及恩師費雷拉神父的棄教，決心一探究竟。千辛萬苦抵達日本，卻因信徒告密被捕。為拯救無辜信徒，他踐踏圣像棄教。在整個過程中，洛特里哥飽嘗人間疾苦，促使他重新思考信仰，最終做出了自己的選擇，獲得了救贖。

16、17世紀的日本正處在戰(zhàn)國時代，這是一個各地大名懷著一統(tǒng)天下的野心，不斷混戰(zhàn)的時代。于世界而言，16、17世紀也是地理大發(fā)現(xiàn)的黃金時期。葡萄牙的航海家于16世紀中葉發(fā)現(xiàn)了日本列島后，日本陷入與世界的交流和碰撞之中。當時日本與世界的交流是多方面的，思想、文化、教育、藝術(shù)、科技、風俗，不一而足。而碰撞與沖突也是不可避免的，宗教信仰就是其中的一大矛盾。

伴隨著地理大發(fā)現(xiàn)的是歐洲本土的宗教動蕩。16世紀的宗教改革正如火如荼展開，其勢頭之旺盛席卷了大半個歐洲。羅馬天主教會的權(quán)威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不得不奮起與之抵抗。“到東方去，收獲靈魂”，伴隨著這句著名的口號，天主教會將目光放到了歐洲以外更為廣袤的世界。無數(shù)神職人員躍躍欲試，仿佛自己像牧人一樣，對著遙遠卻肥美的牧場上成群的牛羊翹首以盼。他們從伊比利亞半島起航，沿著非洲西岸，繞過好望角，穿行在印度洋的洶涌波濤里，經(jīng)由南亞次大陸，穿越馬六甲海峽，抵達遠東。在這條航線中，傳教士們在果阿（小說中被稱為“臥亞”）、澳門等地建立起根據(jù)地，成為他們遠東之行上的重要中轉(zhuǎn)站。

耶穌會會士方濟各·沙勿略是其中的關(guān)鍵性人物。他在《沉默》中也借主人公之口被屢屢提及，1549年8月15日，他與其他幾名傳教士，通過搭船的方式抵達日本，將天主教帶到這個國家。繼沙勿略后，更多傳教士陸續(xù)到達日本，受到了各懷目的的大名們的歡迎，傳教事業(yè)得以順利開展，傳教士們在日本采用自上而下、因地制宜的策略，先說服大名領(lǐng)受洗禮，再借由大名的權(quán)威轉(zhuǎn)化其治下的民眾。傳教事業(yè)之迅猛令人驚訝，信徒人數(shù)逐年增加，1570年時尚不足3萬人，而到了1600年時，已高達30萬人。

到了豐臣秀吉時代，對天主教基本上采取了默認的態(tài)度。1587年驅(qū)逐西班牙傳教士的《伴天連追放令》的頒布卻是一個轉(zhuǎn)折，為日后日本的禁教埋下了伏筆。豐臣秀吉死后，繼任者德川家康終于完成了統(tǒng)一大業(yè)，開啟了日本歷史上的幕府時代。因擔憂天主教的傳播對幕府統(tǒng)治不利，德川幕府于1612年和1616年兩次頒布禁教令，毀壞教堂，逮捕教徒。1633年起，幕府的五道鎖國令加劇了對天主教的鎮(zhèn)壓，日本的天主教徒人數(shù)急劇下降。在幕府殘酷的高壓政策之下，1638年九州島上爆發(fā)了島原之亂。這場天主教徒的起義最終以失敗告終，也象征了天主教在日本中世史上的悲壯落幕。

《沉默》的故事就發(fā)生在這次事件的翌年。雖然是一部歷史架空小說，但其人物都有歷史原型，其中如澳門耶穌會神長范安禮神父、費雷拉神父都是真實存在的人物，而故事中聳人聽聞的“穴吊”、云仙地獄滾燙的溫泉水拷問，也都是實際使用過的酷刑。遠藤通過合理的想象，書寫了一曲日本天主教史上有關(guān)背叛和救贖的故事。

在書的前半部分，遠藤以書信的形式展現(xiàn)洛特里哥第一人稱的視角，而在后半部分又轉(zhuǎn)為了第三人的旁觀敘述，借此展現(xiàn)了洛特里哥內(nèi)心為日本信徒悲慘命運和上帝沉默的深深痛苦糾結(jié)。

在洛特里哥最終棄教之前，他一直以強者的心態(tài)自居，不時流露出信誓旦旦、堅定不移的信念，堅信自己無論如何也不會背叛信仰。在面對一藏、茂吉受水磔之刑，身體浸泡在冰冷的海水中，衰竭而亡時；在日本翻譯對他軟硬兼施的言語攻勢之下；在井上筑后守以禮相待、運用糖衣炮彈攻擊時；在眼見年輕的裘旺被斬殺在他面前，甚至在親眼望見同僚卡爾倍消失在大海里時，洛特里哥的內(nèi)心始終在說服自己不能也不會棄教，他甚至渴望像烈士那樣受難殉教。殉教這一傳統(tǒng)在天主教內(nèi)古已有之，甚至被認為是一件光榮的事。這或許可以理解為什么洛特里哥一直不畏甚至有點期盼被捕，直至最后殺身成仁。

但洛特里哥的信仰遠非僅源于此。在他腦海中數(shù)次閃現(xiàn)的畫面或許可以給我們提供另一種解讀。小說中，耶穌的面容在洛特里哥的腦海里時而清晰，時而模糊。對耶穌面容的回憶，實際構(gòu)成了一種連接。通過默想自己在日本遭受的苦難，在種種象征性的細節(jié)下，受難的洛特里哥將自己想象成受難的基督，他所飽受的一切仿佛是福音故事的再現(xiàn)。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有一些驕傲。

但如果故事按照這一脈絡發(fā)展下去，也就徒有殉道說教的意義了，顯然這并非作者想要在小說中探討的。于是我們看到的是洛特里哥的另一面，在惻隱之心的撩動下，他的內(nèi)心生出了詰問。為什么上帝要將這一切迫害加在早已飽受磨難的日本百姓身上？為什么自己遠在歐洲、果阿、澳門的教友同僚們得以享受溫暖舒適的生活，而自己卻深陷遠東的泥沼之中？為什么在這一切都發(fā)生之后，上帝卻沒有像他曾經(jīng)所學習、認識、了解的那樣，展現(xiàn)他的大能，卻對受苦的人沉默不語？在面對真正的酷刑和死亡的可能面前，洛特里哥的內(nèi)心也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軟弱與恐懼。誠如小說中的描寫，若非自己身為司祭的職責所在，恐怕也早已屈服。上帝的沉默甚至令他對自己的信仰生出懷疑，但他不敢繼續(xù)深思，因為一旦上帝果真不存在，那么他千辛萬苦遠赴日本傳教，還有日本教徒的殉難犧牲，就會演變成一場鬧劇。這個原先倫理上的神義論難題，此時此刻，化作現(xiàn)實中的真實存在，成為他的切身之痛。

吉次郎是遠藤在書中塑造的一個獨特的重要人物。他曾是天主教徒，家人殉教之時，惟獨他為活命踐踏圣像，棄教逃到澳門。無意中，他幫助洛特里哥和卡爾倍偷渡到日本，重新享有光榮，即便兩位神父對他白眼相待。東窗事發(fā)之時，他又像猶大那樣，背叛出賣了洛特里哥。他多變、猥瑣、怯懦、識時務，但在洛特里哥被捕之后，卻又始終在其身邊徘徊。

吉次郎的功能遠非推動故事情節(jié)發(fā)展那么簡單。他和卡爾倍、一藏、茂吉、莫妮卡以及棄教前的洛特里哥等人強硬又堅定的形象形成了強烈反差。在他身上，我們看到的只有人性的軟弱。遠藤在這里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強者和弱者的命題。初見吉次郎時，洛特里哥就以強者的視角相信，他絕對不會是個信徒。如前所述，天主教歷史上對殉教大加贊美，故而像吉次郎這樣的人，毫無例外會受到神職人員洛特里哥的蔑視、厭惡。

吉次郎在出賣洛特里哥后，仍然不離棄左右，企圖尋求寬恕，又多次被捕，踐踏圣像棄教，如此反復，不斷上演著信仰的皈依與背叛。但這一切并沒有令吉次郎對信仰麻木不仁，他始終是被罪惡感驅(qū)使著的。這個出爾反爾的悲劇人物向洛特里哥發(fā)出的高聲哀嘆實在震動人心：“我天生就是個軟弱的人啊，我無法像個殉教的烈士那樣死去！”

遠藤在書中借洛特里哥之口發(fā)問：“誰又能斷言弱者一定不比強者痛苦？”吉次郎就是這樣一個縮影。他們被深埋在歷史的塵土之下。換個角度來看，這些被掩蓋的人，因自身的軟弱而做出背叛的行為，內(nèi)心其實也承受了巨大的煎熬。洛特里哥最終選擇原諒吉次郎，因為他看到，“人，天生就有兩種，即強者和弱者、圣人和凡人、英雄和懦夫，強者在這樣的迫害時代，能忍受因信仰而被焚燒或沉入海底，可是，弱者就像吉次郎一樣在山中流浪……要不是因為司祭的自尊和義務的觀念，或許我也跟吉次郎一樣踐踏了圣像。”

這也是遠藤對強者與弱者這一問題的回答。在我們普通人的觀念中，背叛就意味著恥辱，無論其背后的緣由為何，軟弱不是獲得他人原諒的借口。遠藤選擇用同情的眼光來看待棄教者，因為他意識到了軟弱是人類的真實本性。

面對內(nèi)心一波接著一波的煎熬，而上帝依然默不作聲時，洛特里哥陷入了近乎歇斯底里的狀態(tài)之中。故事在這里發(fā)生了戲劇性的轉(zhuǎn)折，進入全書的高潮段落。洛特里哥面對著一個悖論的特殊情境——如果他選擇堅持信仰，不去踐踏圣像，那么，三名信徒就會因此失去生命；但如果他選擇救下他們，那就意味著不得不背棄信仰。

這時，一向以強者自居的洛特里哥，內(nèi)心生出了此前一直沒有觸及的東西——愛。為了堅持信仰而讓三名信徒殉葬，恰恰是違背了愛。棄教不再是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是為了拯救他人的性命，兩者的性質(zhì)截然不同。最終，他選擇做出犧牲個人榮辱、換回無辜生命的舉動，以自我的犧牲換來愛的成全。

在遠藤的筆下，洛特里哥最終做出棄教的行為是必然的結(jié)局，作者顯然對這種“背叛”充滿了同情和寬容，對這種“軟弱”有著自己的見解。這是一種使徒保羅般的勇敢，“有誰軟弱，我不軟弱呢？若必須夸耀，我就要夸耀我軟弱的事?！?遠藤對人類情感和人性的注重，使得《沉默》一書具備了獨特的人文關(guān)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