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科幻”叢書第二輯：科幻、青年與先鋒性
楊慶祥主編的“青·科幻”叢書第二輯由作家出版社付梓面世了。叢書收錄了近年來極具活力的青年科幻作家的代表作：汪彥中的《異變》、彭思萌的《分泌》、劉洋的《流光之翼》、王侃瑜的《海鮮飯店》、雙翅目的《猞猁學派》、阿缺的《濕潤的金屬》。叢書名的“青”取青年之意味，表明這是科幻小說的青年方陣，更有“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祝福。在我看來，青年和科幻的品質(zhì)在某種程度上是一致的，它表明了一種生長探索和先鋒實驗。
科幻到底能為當代中國文學帶來什么？一種層面，它是“五四”新文學啟蒙、批判、反思的精英傳統(tǒng)的復蘇與延續(xù)。上世紀9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在自律和他律的共同作用下，日益在世俗價值、日常經(jīng)驗、歷史解構中沉醉。中國科幻小說從晚清誕生起，就一直寄托著國家民族復興的夢想與追求，承載著現(xiàn)代科技發(fā)展的探索與想象，蘊含著對現(xiàn)代性的反思與超越，這就注定了它的精神氣質(zhì)和價值內(nèi)涵不可能是家長里短、爭權奪利、雞毛蒜皮的碎碎念和肥皂劇。另一種層面，科幻小說又在“五四”新文學開辟出的現(xiàn)實主義主流傳統(tǒng)之外，衍生出新的面向與想象。在王德威看來，現(xiàn)實主義文學以感時憂國來反映人生中的憂患意識，科幻小說則是以幽暗意識來呈現(xiàn)現(xiàn)代性，“引領我們思考、反省一個更廣大的、更深不可測的生命領域”。
新世紀以來，科幻小說取得長足發(fā)展，影響日盛，但也面臨著難以為繼的困境。原因可能在于，一部經(jīng)典的出現(xiàn)，給整個文類“畫地為牢”。劉慈欣《三體》的隆譽與盛行，讓“硬核”科幻備受推崇。所謂“硬核”，就是基于科技知識之上的細節(jié)真實。這當然提高了科幻小說創(chuàng)作與欣賞的門檻，劃清了與玄幻、魔幻的界限，但一味沉溺于此，也會讓科幻小說的發(fā)展深受制約。正是以“硬核”為圭臬，很多科幻作者往往感慨，在沒有新的“點子”和創(chuàng)意的情況下，很難寫下去，或者只能重復寫下去。
科幻小說怎么寫下去？我們需要為科幻小說尋找新的先鋒性，或者說，我們需要在《三體》意外樹立的“硬核”標準之外，尋找新的方向。
科幻小說本質(zhì)是文學，固然依賴于科技，卻不是純粹的科技敘事。作為文學，“陌生化”是考量貢獻的重要因素?？苹美碚摷疫_科·蘇恩文曾將“陌生化”概念引入科幻批評領域，他在《科幻小說變形記》中提出，“作為一種文學類型，科幻小說的必要的、充分的條件是疏離和認知的相互作用。換言之，科幻文學在本質(zhì)上具有認知性，在藝術表現(xiàn)上追求文學的陌生化效果。”這種陌生化，未必是太空歌劇的宇宙背景，未必是賽博空間的黑暗混亂，也未必是科技知識鋪陳展示，而是回到文學本身，回到人性本身，用思想實驗的方式，顛覆既有認知模式，在美學上超越常境，這或許才是“科幻怎么寫下去”的答案。
在這輯“青·科幻”叢書里，我們看到了六位青年作家的這種嘗試與努力。
首先是在極端環(huán)境下反思理性。汪彥中的《訪客》里，權威天文學家柯樂因為關于哈雷彗星的歪理邪說，被世人視之為精神病?！拔摇眰窝b成他的信徒，在和他的交往中，將科學與迷信、先知與荒謬的辯證關系盡情呈現(xiàn)出來。弗里德里?！.哈耶克在《科學的反革命——理性濫用之研究》里指出，“人類的理性要理性地理解自身的局限性……應當服從一些我們無法充分理解但又是文明進步甚至延續(xù)所必需的力量和原理”。小說對當前科學至上和理性濫用進行了反諷。過度迷信科學，忽略理性的邊際，實則為新的迷信。
其次是在共同體的角度對人類命運展開思考。雙翅目的《我的家人和其他進化中的動物們》虛構了一個香格里拉太空船，離開地球去土星軌道，和《流浪地球》的環(huán)境不同，這里不是“陰森森的空間站和過度消毒的太空船”，而是人與人，人與自然、動物之間和諧相處的小型烏托邦和移動桃花源。阿缺的《收割童年》像是一個殖民隱喻，外星人將人類作為繁殖他們后代的容器，派機器人鐵皮老師飼養(yǎng)著小說里的兒童，直到他們16歲開始收割。在這個隱喻中，機器人鐵皮老師復蘇了人性，在芯與心的較量中，選擇了自殺。而少女阿蘿則選擇了去找外星人，勸說和平相處。小說用輕松詼諧的筆調(diào)書寫出殖民的殘酷和人性的崇高。劉洋的《小雷音寺》，以科技知識重述神魔小說《西游記》里“小雷音寺”一節(jié)，孫悟空用創(chuàng)造黑洞來逃脫金缽的囚困，看似在科普黑洞知識，然而包袱一甩，整個故事是一樁虛擬游戲的幻象，物理層面的地球早已毀滅，人類只能在虛擬數(shù)據(jù)中回憶往昔。虛擬機器作為一項科技，仿佛毒品，既為人類提供靈魂寄居，也在毀滅人類。就像技術哲學家芒福德所言，“技術的單一化日益明顯和突出，將會使人的情感、意志等被排除在外。這種技術越完善，人類殘余的人性成分也就日益為機械所吞沒。”
此外還有在異化層面對人性進行反思。王侃瑜的《海鮮飯店》全篇充滿了異域的情調(diào)和詭異的氛圍。盡管“我”從小竭力抗拒“海鮮”，試圖保持個體獨立的自由，甚至為此遠赴因不紐斯，但還是在愛情的誘惑下，食用了當?shù)氐暮ｕr濃湯，最終象征性地死亡，“再也走不出去了”?！昂ｕr”成為一種隱喻，仿佛是“烏合之眾”的病毒，喻示著個體在群體面前，終究難逃同化的命運。彭思萌的《分泌》里身患抑郁癥的“我”，在人際交往與人工智能交往、藥物治療與激素分泌中，對現(xiàn)代化的危機、對人性與情感的危機展開深刻的思考。
在這里，我們看到科幻寫作的更多應然與實然。用雙翅目在小說集自序中的話來說，這些作品就是“用各種各樣的、各自的方式，保持目光銳利，去嘗試透析世界的奧秘”。這些作者立足于扎實的自然科學知識，熟練地運用現(xiàn)實主義、古典主義、現(xiàn)代主義的手法，豐富著科幻小說的表現(xiàn)形式，思考著現(xiàn)代性、未來性、人性等或宏大或深刻的命題，“于浩歌狂熱之際中寒；于天上看見深淵。于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于無所希望中得救”。這些作者共同形成了當代科幻寫作的“猞猁學派”，這未必是個恰當?shù)拿?，但卻是對他們不斷探索科幻寫作乃至當代文學先鋒性的致敬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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