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與19世紀之交，英國科學界一個顯著特征是“啟蒙科學”向“浪漫科學”的轉變，而浪漫派詩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根據(jù)法國著名科學家喬治·居維葉的論斷，英國探險家約瑟夫·班克斯開啟的《奮進號》之旅，是“科學史上的劃時代之舉，集博物學研究，天文學測量和科學考察于一體，并將范圍和規(guī)模延伸向不斷擴展的全世界。從各個方面衡量，這都是一次堪稱與史詩《奧德賽》相比肩的浪漫求索之旅?！睆哪撤N意義上說，《奮進號》之旅亦帶有柯爾律治名詩《忽必烈汗》（1797）的神秘意味，旨在向世人講述某個曾經(jīng)神圣而后“失陷”、并且再也沒有回復往昔榮光的人間天堂。這一類比，似乎進一步驗證了柯爾律治在《文學傳記》（1817）中的名言：“科學知識對于史詩創(chuàng)作來說必不可少?！?/p>

浪漫派詩人與自然科學淵源頗深：濟慈早年為藥劑師學徒，后考入牛津大學國王學院并在學院附屬蓋伊醫(yī)院研習醫(yī)學；騷塞在湖區(qū)親自參與化學家托馬斯·貝多斯的氣體實驗；雪萊作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著名科學家詹姆斯·林德的關門弟子，對各種理化實驗更是興趣盎然。在《致瑪利亞·吉斯伯恩書信》一詩中，雪萊認為，“理智與情感，知識和美德/所有的合力，使得平庸的世界熠熠生輝”，并為即將到來的“科學世紀”而歡呼吶喊。然而，如果論及自然知識的深廣淵博，則上述諸人誰也無法與柯爾律治相頡頏（1824年，柯氏榮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是詩人極大的榮耀）。據(jù)說，柯爾律治曾計劃用20年時間創(chuàng)作一部史詩，而其中一半時間將用于收集素材，嘗試用自然科學知識來“武裝思想”。在寫給出版商科特爾(Cottle)的信中，詩人列出了該計劃的詳細科目：“我將粗略了解一點數(shù)理學知識，廣泛涉獵力學、流體靜力學、光學、天文學、植物學、冶金學、化石學、化學、地質學、解剖學、醫(yī)藥學等科學門類，在旅行、游歷、歷史中獲取有關人類心靈的科學知識。余下的10年，我將一半時間用于創(chuàng)作，一半時間用來修改潤色?！?/p>

其實早在1790年代赴德國留學之前，柯爾律治（1772-1834）對康德哲學及以洪堡為代表的啟蒙科學便產(chǎn)生了濃厚興趣——他在筆記中稱即將到來的19世紀為科學的“千禧年”（Millennium）。游學德國期間，以施萊格爾和歌德為首的德國浪漫派對啟蒙科學的質疑令他眼界大開：施萊格爾對科學邏輯分析方法大加鞭撻，痛斥啟蒙運動的科學世界圖景割裂了人與宇宙的隱秘聯(lián)系。歌德則提倡一種體驗式的、整體主義的科學方法論，以對抗并修正牛頓、笛卡爾理性主義和機械論所造成的冷冰冰的科學主義（scientism）。返回英國后，柯爾律治著文抨擊啟蒙哲人濫用科學手段，“冷酷地試圖從自然中汲取知識”，而他則堅決主張“科學不應該導致自然與人之間的任何分裂”。在柯爾律治看來，科學主義者將理性狹隘地理解為具有邏輯性和分析性的工具理性，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想象力所代表的創(chuàng)造性和整合性的認知功能——而這一點，恰好是啟蒙與浪漫派科學觀大異其趣之處。

與華茲華斯兄妹隱居湖區(qū)期間，經(jīng)騷塞（好友兼姻親）介紹，柯爾律治結識了在學界嶄露頭角的科學家戴維，二人相見恨晚。詩人自稱在旅居德國的時候，確曾“在布盧門巴哈（德國人類學家）門下學習生理學和自然科學”，并且出版過一本科學著作《生命的理論》——可謂是當之無愧的自然哲學學者（他一向反對科學家這一稱謂，以為類乎“俗氣的工匠”）。戴維亦自承在乃師貝多斯博士研究基礎上，已成功發(fā)明出氧化亞氮氣（俗稱笑氣，laughing gas）。隨后，柯爾律治在戴維實驗室多次進行了親身體驗?！拔覐奈锤惺苓^的純凈的愉悅……一種暖洋洋的氣息包裹全身，仿佛從冰天雪地回到溫暖的家中。”這與他當年吸食鴉片的感覺極為相似。正是在此狀態(tài)下，他創(chuàng)作出不朽詩章《忽必烈汗》。此時，“想象力散發(fā)，消解，融合，目的是為了創(chuàng)造。任何物體一旦凝固，便意味著死亡”。像一個世紀后的弗洛伊德一樣，柯爾律治發(fā)現(xiàn)，相對于理性和有意識，非理性或無意識的力量顯然更為強大，于是他益發(fā)堅信：知覺的起源和詩歌一樣無從探究。他把鴉片稱為“甜美的毒藥”，將笑氣稱為“甜蜜的牛奶”，因為從中可以感受到“像大海一樣深廣的思維的悸動”。而依照他的詩學理論，“惟有深邃的哲學頭腦才能譜寫偉大的詩歌”。

在此期間，柯爾律治熱切地拜讀戴維發(fā)表的著述，并多次趕赴倫敦聆聽他的講座。當別人問他為何對化學講座情有獨鐘時，詩人回答說，“為擴充我的隱喻庫存量”。在致戴維書信中說，他坦承每當看到《晨報》上刊出戴維電流研究取得新進展的消息，自己都會感到興奮：“我的房間、你的小花園、你的冷卻槽，還有那月光下的巖石……我有多少美妙的夢，都是與你戴維聯(lián)結在一起的呀！”與此同時，在他本人的詩作中，也展示出之前不曾有過的與科學標準相符的精確性?？聽柭芍蜗嘈牛碌脑娢暮托碌目茖W密切相聯(lián)，因此也應當通過某種方式結合為一體。為此他敦請戴維搬到北部地區(qū)居住，在湖區(qū)建立一座化學實驗室，并表示：“我將猛攻化學知識，強勁之勢會有如鯊魚。”

在柯爾律治看來，化學實驗和研究不但將對立的非物質性思維的優(yōu)點結合到一起，而且不會損害其觀念的明確性，甚至還使得它們更為明晰。他堅持認為，科學作為人的行為之一，“是必須懷著希望的激情進行的、帶有詩意的努力”，也是人類建設更加美好、更加幸福的世界這一意愿的高尚體現(xiàn)。此外，作為對歐洲神秘主義學說（雅各布·波墨、斯維登堡）素來推崇的學者，柯爾律治對戴維的“體粒子”假說大加贊賞。戴維設想人的所有知覺，都直接取決于人體內(nèi)一種所謂“體粒子”的變化：“知覺、觀念、歡愉、痛苦，都是這些變化導致的結果……這樣說來，有關思維的定律可能并不會與有關粒子運動的定律有所不同。”

關于這一假說，柯爾律治還與另一位好友、英國皇家外科醫(yī)師學會會員約瑟夫·亨利·格林進行了深入討論。詩人認為，“生命能量”或“生命原則”無疑是客觀存在，但與生理學沒有任何關聯(lián)。這一“生命原則”中包含一個固有功能，即所謂“個性化”，其具體表現(xiàn)是低級生命向創(chuàng)造鏈條（或稱宇宙巨鏈）的高端移動，并最終導致具有獨特的“自我意識”的人的出現(xiàn)，而“自我意識”中又包括了道德觀念和精神的自我感知——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魂魄”。

柯爾律治在戴維假說基礎上發(fā)展而來的“個性化”學說，日后成為他的“有機（體）”詩論的重要理論基礎，但究其本質而言，不過是西方科學史上自古希臘以來“生機論”或“活力論”的翻版。詩人與自己的醫(yī)生兼朋友詹姆斯·吉爾曼合作撰寫了一篇文章，題為《有關一個生命新理論的札記》，目的在于將生命這個神圣的概念與科學融為一體。文章的主要觀點是，“魂魄”是的確存在的，但并不能用“光”“電”與之類比。換言之，詩人不相信生命為純物質性的表現(xiàn)，但同時也并不認為存在什么神秘的“生命力”（這是他對傳統(tǒng)生機論的超越之處）。對此他曾不無幽默地說：“對于所有的流體和以太的概念，無論是磁的、電的、萬有的，或者是別的什么經(jīng)過九蒸九曬而成的超級縹緲的設想，我都絕對不能贊同?！边@一觀點與法國著名醫(yī)學家比夏（1771-1802）在《生命與死亡的生理學研究》一書中提出的生命定義頗為契合——根據(jù)這位歐洲名醫(yī)的看法，生命無非是“抵抗死亡的所有功能的共同表現(xiàn)”，因此即便存在“魂魄”，其功能亦只在于“抵抗死亡”，并無神秘可言。（據(jù)傳當時科學界有一句名言：“金剛石是有感覺的碳”，而另一位科學家對此的回答是：“那么，水晶一定是發(fā)了瘋的金剛石！”）

通過上述科學研討，柯爾律治深知無論是研究物理化學還是人體化學，最終都可以極大地造福于人類自身。“人們的情感和觀念的每一點變化，是不是都必然與人體內(nèi)的某種相應改變有關呢？我們應當通過實驗確定這一點。一旦發(fā)現(xiàn)此種關系，便可認知與人類存在有關的規(guī)律……化學會以其與生命規(guī)律的關聯(lián)而成為所有科學中居于頂點的重要成員”——這也是當時湖畔派詩人的共識。也正是這樣的共識，將柯爾律治和戴維的命運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直到1801年后者應邀赴倫敦擔任皇家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員。1809年，柯爾律治完成一首贊頌戴維的長詩“天才與為人類做出的偉大貢獻”——自稱此乃“這些年來我惟一的詩作”。詩人謳歌英國有了戴維，化學遂由煉金術的別稱一變而為得以與天文學比肩的大眾科學（popular science），由此戴維本人也成為了一種象征：代表“啟蒙科學”向“浪漫科學”的過渡，同時也預示著這一轉變必將引領人類走向更加美好的未來（戴維發(fā)明的“安全礦燈”拯救了成千上萬礦工的生命）。

除了化學和生理學，柯爾律治對物理、天文等學科也頗有研究。他曾用棱鏡進行過光學折射實驗，由此明白了彩虹的原理——正如他在筆記中所說：“天上的冰霧過往匆匆，而彩虹穩(wěn)穩(wěn)不變。這是狂風急雨的瞬息萬變與神妙永恒的何等結合，又是圖像與感覺的何等結合！它真是暴風雨的女兒——產(chǎn)生自狂暴的安詳啊?！笨梢姡谶@里，柯爾律治既接受了科學觀念，承認彩虹產(chǎn)生于“冰霧”的折射，但同時也指出，這一在急劇的動蕩中給觀察者造成的“狂暴的安詳”，具有強大的象征作用，會影響人們的心理，喚起人們的詩情。而后者在他看來更是“上天神明”給出的一個強有力的標示（他并不認為科學與詩意這兩個不同的視角有何矛盾之處）。在這一點上，他與17世紀著名醫(yī)生、作家托馬斯·布朗（1605-1682）在《醫(yī)生的宗教》《甕葬》等著作中表達的立場頗為相似。作為聯(lián)想心理學的先驅，布朗的名言是，“生命是一束純凈的火焰，我們依靠自己內(nèi)心看不見的太陽而存在?！?/p>

此外，據(jù)考證，柯爾律治創(chuàng)作筆記中大量出現(xiàn)關于日月星辰（尤其是月色、云彩）等自然景物的描繪極有可能受到當時流行的“天文學熱”的影響——天文學家威廉·赫舍耳的天文觀測臺乃成為眾人的朝圣之所。華茲華斯、濟慈、雪萊等人詩作中對天文星象的描寫皆不乏精妙文筆，如華茲華斯曾將牛頓作為在知識的海洋中破浪遠航、頂天立地的英雄形象，寫進他的長詩《序曲》；濟慈將自己初讀荷馬詩歌的感覺，比喻成探險家發(fā)現(xiàn)新世界時的無比激動心情：“我已經(jīng)遨游過不少黃金的領域……我自覺仿佛守望著蒼天，見一顆新星向我的視野奔涌而來”——詩句將上下求索的詩思與天體明亮的光芒聯(lián)系到一起，堪稱神來之筆；雪萊名篇《西風頌》（1819）傳誦一時，其中不乏“欲來雷雨的卷發(fā)”等佳句，而他的另一首名詩《云》（1820）更在字里行間反映出詩人對云的形成和對流運動了解非常深入，達到“相當專業(yè)”的水準。

與之相似，柯爾律治據(jù)說早在16歲去倫敦求學之時，便創(chuàng)作過一首題為《致秋月》的十四行詩（詩中提及流星運動軌跡）。移居湖區(qū)之后，在他的許多出色詩文中，更有大量對月色的吟詠?！端埂罚畹略ハ壬g為《午夜寒霜》，1798）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其時詩人在坎布里亞郡凱西克小住，寓居格雷塔廳，此處原來是一處觀象臺。詩人在此將觀測到的意象與詩歌融為一爐，取得了“令人驚奇”的效果。他的名詩《失意吟》（1802）也在開篇處描繪出“澄澈冬夜”的一彎新月“將舊月攬在自己懷中”的瑰奇景象（這一天文景象俗稱“新月抱舊月”，而新月彎中隱約可見的、與新月合為一體的暗灰色圓形，實際上是地球反射的太陽光映照到月面上又被反射的結果）。后來，當詩人孑然一身寓居馬耳他之時（1805年），也曾用航海望遠鏡觀測月亮和星體，并記錄下若干崇拜月亮的文字。即便在他晚年所作的《云鄉(xiāng)幻想》（1817）等作品中，也時常將自己比喻為一個在園中凝望月光的老人，或“佇立在開俄斯海濱的盲詩人（荷馬）”。盡管這位老人已雙目失明，“目光呆滯有如雕像”，但在冥冥之中仿佛有一種神秘力量，讓他能夠感受到灑到他身上的月光，并從月光中感受到幸?！八粍硬粍?，雙目失明的凝視無比集中，/仿佛整個面龐上都是眼睛。”根據(jù)蒂姆·富爾福德（Tim Fulford）在《浪漫主義與科學》（Romanticism and Science，2002）一書中的考證，柯爾律治在此處極有可能化用了晚年盲目的前輩詩人彌爾頓的典故：彌爾頓在長詩《失樂園》里，描寫反叛天使所持巨大無比的發(fā)光盾牌時，提及伽利略的折射式望遠鏡，以及伽利略運用“我那個眼睛”（指代望遠鏡）做出的發(fā)現(xiàn)（據(jù)彌爾頓自述，出于對科學巨匠的崇敬，他曾于1638年去意大利游歷時拜望過伽利略，并與之探討新的宇宙觀——其時科學家已雙目失明）。當然，詩人最為傳神的描摹出現(xiàn)在代表作《古舟子詠》中：“月亮正移步登臨天宇，/一路上不肯停留；/她姍姍上升，一兩顆星星/伴隨她一道巡游/月光像四月白霜，傲然/睨視灼熱的海面；/而在船身的大片陰影中，/著魔的海水滾燙猩紅，/像炎炎不熄的烈焰?！?/p>

蘇格蘭啟蒙哲人亞當·斯密在《天文學史》（1795）一書中曾指出：“好奇……而非從發(fā)現(xiàn)中謀利之期望，乃是促進人類研究哲學（自詡能揭示所有自然現(xiàn)象中隱含的聯(lián)系的科學）的第一原則。”柯爾律治晚年評論華茲華斯、班克斯、赫舍耳、戴維等科學人文巨匠時宣稱：成年人終其一生保有孩童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是“天才的特權和標志”。正如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英國劍橋大學丘吉爾學院榮譽院士理查德·霍姆斯在《好奇年代》（2009）一書中所言：浪漫科學時代的特征——是包括柯爾律治本人在內(nèi)的天才人物“純粹出于好奇”而追求科學發(fā)現(xiàn)。在那樣一個時代，科學家是熱情洋溢的詩人，詩人也是充滿想象力的科學家——大自然是他們共同的神秘女神繆斯。同時，也正是在上述主張詩歌與科學融合的天才人物的合力作用下，18世紀占統(tǒng)治地位的“啟蒙科學”才逐步讓位于19世紀興盛一時的“浪漫科學”——以電磁學、礦物學、地質學（甚至催眠術、顱相學）等為標志——直到19世紀中期奧古斯特·孔德（1798-1857）實證主義的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