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虛構寫作的必要性，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中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對現(xiàn)實的介入精神。與此同時，它也暗和了藝術粗糙化的趨勢，其得之于“生計”的事實，也失之于“生計”的真相，缺少越過具體研究對象的進一步注解和描述。

魯迅說文學有揭出病苦，引起療救注意的功用，在嚴肅文學中已經(jīng)很少有這種短兵相接的“問題”討論，情感幽微和技術試驗，乏味的高級感和史詩的模式粗糙并行，文學熟悉的機制有時候自成一體，搭建起指摘批評無法掀起的帷幕。非虛構寫作的命名與興起是在當代寫作的世界另開一桌，刺破虛構寫作的種種隔閡，執(zhí)著于重建文學與現(xiàn)實直接緊密的關系。雖然它甫一開張，也埋下了先天不足倉促上陣的種子，但它的活力與能量恰恰能發(fā)揮度量衡的作用?！稌?jīng)·舜典》中說：“協(xié)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倍攘亢庠谌粘Ｉ钪杏糜谟嬃课矬w長短、容積、輕重的物體的統(tǒng)稱，非虛構寫作承擔了度量我們置身其中的社會的作用，透過它可以蠡測社會的世變時移，及其打在個人身上的印記，世變時移中的情感指數(shù)，甚至精神與物質(zhì)的重量、容積和氣味。

非虛構寫作的必要性，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中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對現(xiàn)實的介入精神，它直面人心與社會問題，聚焦以引起社會和讀者的關注。在文學寫作中看見、觀察、調(diào)查、透視、凝視等與眼睛、心靈有關系的詞匯，是寫作實踐發(fā)生的重要前奏，在非虛構寫作中，看見和介入合二為一，寫作行為變得更為主動和積極，它的寫作倫理中有讓不可見者、無聲者、沉默者、弱勢者被看見的特質(zhì)。非虛構寫作中的看見，是把我們的視線從光鮮亮麗或者虛浮霸權的意識中挪開眼睛，轉(zhuǎn)向常被忽視和壓抑的區(qū)域，美國作家特雷西·基德爾在《非虛構的藝術》一書中稱之為“轉(zhuǎn)向那些在其他情況下不為讀者所知的寫作對象，這一類寫作照亮了社會?！?/p>

2020年有兩部非虛構作品因其所看到的社會問題和青年群體引人注意。黃燈的非虛構新作《我的二本學生》把“看見他們，看見更多的年輕人”作為一個在場者記錄的開端，田豐、林凱旋的《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diào)查》是另一種“看見”，作者在自序中說，三和青年的出現(xiàn)令研究者“眼前一亮”，作者清理了寫作中的獵奇心理，不是說發(fā)現(xiàn)了研究的曙光，而是去探尋將來如何面對和解決底層社會問題。在這兩部非虛構作品中除了明確的關注點，我們還可以看到具體時空中具體的青年生活，作品以敘事者在場的講述視角講述他們獨特的個人故事。在故事和他們的生存狀況背后是寫作者的“問題”，是寫作的緣起和作者提請社會的注意的方面。黃燈的《我的二本學生》來自于個人在二本院校教書的工作經(jīng)驗，以此作為切入青年生活和高等教育的一個角度，“他們和無數(shù)普通青年的命運，有著更為深切的關聯(lián)”，通過二本學生而描寫二本學生背后的家庭、地域和現(xiàn)實處境。《豈不懷歸》的問題則更集中，作品以深度調(diào)查的方式呈現(xiàn)都市生活中消極抵抗青年的衣食住行和精神世界。

一

二本院校的學生和三和青年都是以群體的方式出現(xiàn)在寫作者視野中的，按照社會心理學的解釋，群體指向在具體時空中從事某種或某些共同活動的人。由于群體成員從事著某種內(nèi)容和形式一致的活動，于是會在共同的空間或者時間內(nèi)表現(xiàn)一些群體心理特征,如需要、興趣、生存法則、價值取向、輿論影響和群體目的等等，群體成員間可能出現(xiàn)諸如親疏、競爭的關系和一些共同的心理特征，但由于個體來自不同地域，擁有不同的前歷史和成長背景，彼此之間有著差異?！段业亩緦W生》中的二本學生作為一個抽象的整體，與更加精英化的清北復交和985院校學生比，這些學生沒有優(yōu)越的出身，在社會地位和未來就業(yè)圖景中天然地處于弱勢位置，而這恰恰是大多數(shù)年輕人的命運，黃燈在前言中說此書意在討論中國轉(zhuǎn)型期青年群體尤其是普通青年群體的命運與可能，“面對青年成長、命運和去向，打開一個青年群體隱匿的生命境況，是有關年輕個體的生命史和心靈史。”《豈不懷歸》選取了極速發(fā)展的社會中脫落的青年群體，作者給予他們的描述是：“他們試圖抵制城市化和工業(yè)化背后不合理的制度邏輯，他們不愿意做生產(chǎn)線上一個可以替換的零部件，而是想去做一個活生生的人，或者說他們試圖活出理想中的模樣。在缺少技能、沒有收入并且被排斥的情況下，抵制進工廠，抵制工作的結(jié)果只能是成為在生存線上掙扎的軀殼?！?/p>

對群體生活做出描述是有難度的問題，王安憶談小說創(chuàng)作時，提出一個“生計”問題，她認為好的小說應該對作品中的生計問題有合理清楚的表現(xiàn)和意識。她稱上海的市民作家李肇正為“我們生活的這座城市里真正意義上的并且無可替代的底層平民生活的敘事者”，因他的作品不唱高調(diào)，沒有花招，忠實于自己生活。李肇正的小說《城市生活》寫一對夫妻九十年代買房的故事，好像每一分錢都有來歷與去處，小說中的人物都是飲食男女各自為生活而奔忙，而人物思想都是從“生計”中提取，是以做人最基本的底線來維持的生存價值為基礎的思考。很多文學作品在“生計”以及由此而帶來的思想和精神問題表達上是失職的，它們以審美詩意、宏大思想、試驗探索等名義輕巧地越過了這一問題，其實也是越過了認識和理解生活的困難。在這個問題上非虛構寫作以真實的訴求和基于社會事實的白描研究，回到了文學這個樸素的本初支點。《我的二本學生》首先考察的是廣東F學院學生的畢業(yè)境況，他們的日常通勤，租房的地段價格，日常消費娛樂、交際甚至如何修飾自己的蝸居，當然還有可能的發(fā)展路徑和內(nèi)心圖景，這個部分基本屬于“生計”問題，精神和心靈的部分也很難拔地而起，都是緊緊貼著生存底線的基本曲目?！敦M不懷歸》最令人震撼的是對這個群體“生計”問題的清晰處理，在精確到一日三餐、住宿、電話、衣服等價格的清晰日常生活消費表格中，我們看到了他們?nèi)绾尉S持著最低限度的需求，而群體的精神規(guī)格也被可信地度量出來。他們大部分都是“90后”和“00后”的農(nóng)民工，身上有明顯的新時代烙印，成長過程中家庭負累和壓力較小，他們家庭責任被縮小到最低：能夠自己養(yǎng)活自己對他們的父母而言已經(jīng)是極大的滿足。在社會層面，所受教育和環(huán)境的開放使得他們有強烈的權利意識和抗爭意識，遭遇不公平的對待，比如克扣工資、工作環(huán)境差等情況時，雖然因資源話語權缺失而效果甚微但會主動維權。這些合力導致了一種在大都市里的新的抗爭模式。

二

黃燈為“二本學生”建立了清晰的時間和代際的維度，她以湖南1995屆普通二本學校與2010年廣州二本學校的畢業(yè)就業(yè)狀況做過詳細的對比。前者以“70后”為主，大學生活基本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享受了計劃經(jīng)濟時代的福利，在城市扎根安居；后者以“80后”為主，整體而言，他們對自己的就業(yè)狀況較為滿意，尚無強烈的通過文憑提升去改變生存狀況的愿望。“如果將我的‘70’后同學，敘述為幸運的一代，那么，我‘80后’的學生，同樣享受了時代夾縫中的光芒?！倍?0后”的大學生則有結(jié)構性整體性的轉(zhuǎn)變，考證成風，學生無所適從，焦慮迷茫，盲目跟風，被各類考試牽引，學生根本沒有條件獲得更多閑暇時間，去好好錘煉自己的專業(yè)能力。二本院校的大學氛圍，在極其強烈的結(jié)業(yè)壓力下，越來越像職業(yè)院校，“喪”“無感”“低欲望”成為亮眼的標簽，貼在這一代人身上。

在社會屬性上，他們是二本學生或者普通青年，但相對于他們的原生家庭來講，這些學生又都有自己細密的成長譜系，他（她）可能是第一個逃離者，是集全家和村莊希望的跨過高考門檻的優(yōu)秀青年。在宏觀的對比和生活描述后，《我的二本學生》落實到具體的個人故事上，作品中對黃燈帶的062111班做了扎實詳細的記錄。在對這個班學生的去向做整體追蹤時，她發(fā)現(xiàn)迎新時的第一眼印象幾乎對應了他們畢業(yè)后的基本流向。在迎新活動上，有四個學生給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是單純略帶嬌氣的女孩，家庭優(yōu)越，父母有著很好的職業(yè)和生活，父母向老師抱怨宿舍設施差；一位性格獨立長相英俊的男孩，大不了幾歲的哥哥送他來報到，適應社會的能力較強；戴眼鏡的斯文男孩，有龐大的家族送行團，家庭和氣幸福，個人性格淡定從容落落大方；樸實懵懂的女孩，出身農(nóng)村一般家庭，帶著不自然的神情。在之后的學校生活中，第一個女孩家庭優(yōu)越，性格溫和討人喜歡快速融入集體，獨立男孩適應能力強成為班干部，大方男孩出身教師家庭，各方面素質(zhì)和修養(yǎng)強，最后一個女孩默默無聞，淹沒在人群中。黃燈發(fā)現(xiàn)在這四個孩子中，除了第二個依靠極強的社會適應性，憑個人之力在現(xiàn)實中找到了立足之地，其他孩子的命運，仿佛更多受制于一種無形的魔力的牽引。第一個女孩父母早早安排了出路，念書只是去拿入社會的進場券；第三個男孩在教師父母的幫助下畢業(yè)后回家考了公務員，在父母買好的房子中結(jié)婚生子，無憂無慮；第四個畢業(yè)后悄無聲息，輾轉(zhuǎn)多個城市，換了多份工作，獨自承受著生活的漂泊和考驗。《我的二本學生》的優(yōu)點是豐富扎實的生活記錄和個人故事，但在縱向的歷史對比和具體的橫向參照之后，作者得出了一個并不新鮮的結(jié)論，在群體命運變遷背后是分化的加劇及其越來越固化的危機。與此相比，作者對大學教育的審視更深刻和令人觸目驚心，學生就業(yè)愈來愈被個人實際能力以外的因素所左右，教育的實際功效在遞減，這是來自高校教育從業(yè)者的聲音。

相對于《我的二本學生》中群體的分化，三和青年卻是高度統(tǒng)一的，這是一個失去進階機會和動力的群體。那些打上“喪”和“低欲望”標簽的二本學生與三和青年的距離并不遙遠，后者可能就是部分前者背后的地緣和親屬群體。《豈不懷歸》大量篇幅都在描述三和青年的“生計”和小社會，他們糾結(jié)的生活，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出現(xiàn)的常見事件，比如刑事案件、勞資沖突、買彩票，倒賣手機和身份證號等。作品最后一部分試圖給這個群體指出一些“回歸正途”的路徑，跟讀者對這個群體社會象征性認知和期待略有差距。可能由于調(diào)查的困難，作品沒有特別完整和翔實的個人故事記錄，多是一些粗糙的人生片段。其次，由于是一部社會學背景的非虛構寫作，作者幾乎是隱匿的，沒有更具立體感的問題認知，《豈不懷歸》得之于“生計”的事實，也失之于“生計”的真相，缺少越過具體研究對象的進一步注解和描述。按照歷史人類學家王明珂的解釋，事實指的是真正存在或曾存在、發(fā)生的事物?！罢嫦唷笔菫椤笆聦崱彼鞯淖⒔猓蜻M一步的描述。

三

“看見而描繪”也意味著權力，敘事者在場的非虛構寫作中表現(xiàn)得更明顯，特雷西·基德爾說：“作家有時候會對寫作對象格外親近，這種感情里摻雜了感激和同情，感覺像是真正的柔情蜜意。可是當寫作對象必須成為一個寫作對象，必須被轉(zhuǎn)化為文字的時候，那種感情就會改變。作為作家的你所感受到的，不再是作為采訪者和觀察者的你所感受到的。誰知道作家的真實感受究竟在深淵的哪一面呢？可是每一個新聞記者都知道，每一個讀者都有權利期待，在出版物里得到表達的通常來自目光銳利的（近乎鐵石心腸的）作家為故事的各種需要而效勞?！笔聦嵱^察者與寫作對象之間微妙的權力關系在非虛構寫作中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寫作者通常會以直白坦陳的方式去化解這種問題。

《我的二本學生》有一位叫秀珊的學生，在跟作者聊天過程中，“總是說到她的家庭很復雜，但我始終感覺她欲言又止，不愿和我多談家庭為什么復雜。她跳躍的敘述，清晰地呈現(xiàn)出了故鄉(xiāng)廉江村莊在她身上打下的烙印。多子女、重男輕女、父母不和、一個人長大、封閉的村莊、吸毒的堂哥、被引產(chǎn)的堂嫂、像流氓的哥哥、童年捉魚的快樂、熱愛讀書的天性、砸粉筆的小學老師、稱學生為垃圾的高中老師、媽媽不切實際的期待、熱愛寫作的夢想、活著就好的淡然，無法留在廣州的失落……她有著與年齡不相稱的消極，但我卻從這理性的消極中，在和她小心翼翼的對話中，感受到了一種明心見性的智慧和殘酷的真實。她看到了很多，明白了很多，懂得了很多，但她不說。”秀珊幾次興致勃勃地邀請作者去家里看一下，但進入訂票的環(huán)節(jié)，最后反悔，終止了行程，她的理由是“沒必要跟外人說太多家里的事情”，稱呼作者為“外人”，這是《我的二本學生》中對被觀察和書寫的“抗拒”。《豈不懷歸》中也有提到，三和青年對拍照和媒體的抗拒。三和有一種不成文的規(guī)定：禁止拍照。因為三和青年的生活狀態(tài)可能會被外來人員和媒體曝光，被熟識的親朋知曉，那就打破了在此地的自由狀態(tài)。兩部作品中都有寫作對象表達了對被觀看和寫作的抗拒，由此我們推測那些配合者應該也衡量過這種權力關系，是在達致情感平衡后做出的選擇，但不能否認他們也有隱匿的抗拒，比如敘述自我時言辭中部分的修飾，跳躍性和片段化，面對觀看者和陌生人的沉默等等，這些都阻礙著理想狀態(tài)的事實呈現(xiàn)。

《我的二本學生》和《豈不懷歸》是2020年出版的兩部與青年、教育體制有關的非虛構作品，把它們放在一起看，是因為兩部作品在內(nèi)容上巧合地存在對接關系。黃燈對一些“二本學生”做原生家庭、地域調(diào)查的時候，發(fā)現(xiàn)還有一個更龐大的，與他們有密切關聯(lián)的青年群體，這個群體按照模糊的界定，跟三和青年具有相似的出身背景。而兩部作品對問題的解決方式上，不約而同指向教育體制?！敦M不懷歸》認為三和青年的出現(xiàn)跟嚴重滯后于時代發(fā)展需求的教育體系有關，必須通過教育系統(tǒng)全方位改革，讓這部分青年有更多機會選擇命運，而《我的二本學生》對高等教育的審視，也是對教育體系提出要求，建立與社會公平和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相適應的高等教育。

從普通大學生到消極抵抗青年，兩部作品都提出了具有公共性的真問題。“真”是非虛構寫作的倫理，而真問題是潘多拉的盒子，打開之后會有更多相關問題涌現(xiàn)。比如我們發(fā)現(xiàn)三和青年中幾乎沒有出現(xiàn)女性角色，作品中女性角色只有老年小攤販，中年的房東老板娘，調(diào)查者的男性視角，使得女性視野是一個空白。如果黃燈的寫作對象不是二本學生，而是985高校或者頂尖高校，他們的世界會是怎樣，結(jié)論會不會截然不同呢？從《三聯(lián)生活周刊》徐菁菁所寫《績點為王：中國頂尖高校年輕人的囚徒困境》一文可以看到，他們一樣因“內(nèi)卷”而迷茫，陷在極度競爭中，成功壓倒了成長。非虛構寫作提出真實問題，不一定能夠給出“真相”，李松睿在《走向粗糙或非虛構——現(xiàn)實主義的思考》一文中提到“粗糙”的藝術風格，媒介變革和時代動蕩改變了人們對真實的感受，非虛構寫作和藝術的粗糙化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主義表達方式。當代中國的非虛構寫作暗合了藝術粗糙化的趨勢，粗糙化不是價值判斷，而是一種風格描述。我們閱讀感受中的不滿意和限度可能也恰恰在于這種粗糙化，粗糙化與粗糙之間的距離過于游移，既可能提供很多空白，讓讀者去填充和思考，也可能是粗糙真實對真相的默示和捷徑化處理。波蘭詩人、散文家米沃什說：“‘看見’不僅意味著置于眼前，它還可能意味著保存在記憶中，‘看見而描繪’，意味著在想象中重新構造?！边@個構造的過程需要時間、朝向真相的認知、審美觀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