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文學批評起源于先秦百家爭鳴時期，先秦諸子樹立了批評與反批評的風范。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善于從奇正互補、兼解俱通的維度進行建構(gòu)，批評家往往通過論辯探索一些復(fù)雜的文藝問題，進而達到相對一致的看法，深化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奇正互補、兼解俱通的智慧與方法，推動著理論的創(chuàng)新與觀念的更替，也是當下開展文學批評時應(yīng)當借鑒的傳統(tǒng)資源。批評史上的許多范例表明，通過批評與反批評，獲得相對正確的認識，探索文藝創(chuàng)作與批評的內(nèi)在規(guī)律，既是值得重視的歷史經(jīng)驗，也對當下文學批評的發(fā)展極具啟迪價值。

關(guān)鍵詞：文學論辯 奇正互補 思想交鋒 兼解俱通

中國文學批評發(fā)端于先秦百家爭鳴之中，批評與反批評是當時的突出現(xiàn)象。后世文學批評中的一些基本特征，比如和而不同、兼解俱通等，都來源于這種爭鳴的場景。中國思想文化的軸心時期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百家爭鳴奠定了兩漢文化的厚重雄渾，促成了魏晉南北朝思想文化的興盛與解放，也澤及后世的中國文學批評。通過論辯達到“兼解以俱通”，即對事物全面的認識是中國文學批評的基本途徑。這種奇正互補、兼解俱通的格局，構(gòu)成了中國文學批評的內(nèi)在發(fā)展動力，也是今天我們開展文學批評時應(yīng)當借鑒的傳統(tǒng)資源。

01

中國文學批評生發(fā)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雖然當時并沒有現(xiàn)在所說的“文學批評”的樣態(tài)，但是這種萌芽狀態(tài)的文學批評，依托于當時活躍的思想文化生態(tài)，得天獨厚，生生不息。春秋戰(zhàn)國時代，各家學說風起云涌，圍繞著商周以來的禮樂文明問題，以及各國的政治斗爭與軍事斗爭而展開爭辯?，F(xiàn)實的情境決定了這種批評具有百家爭鳴、自由競爭的意味。因而批評與反批評是諸子批評的基本特點，也造成了他們在文學問題的看法上呈劇烈競爭的態(tài)勢。《文心雕龍·諸子》敘及當時情境：“逮及七國力政，俊乂蜂起。孟軻膺儒以磬折，莊周述道以翱翔，墨翟執(zhí)儉確之教，尹文課名實之符，野老治國于地利，騶子養(yǎng)政于天文，申商刀鋸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勛，尸佼兼總于雜術(shù)，青史曲綴以街談，承流而枝附者，不可勝算。”劉勰描述了諸子互相爭鳴、各顯神通的情狀，從中可以看出，當時諸子百家爭鳴的情狀是多么熱鬧與紛紜。

當時的儒家與墨家號稱顯學，而道家與法家也聲勢不凡?？鬃邮侨寮宜枷氲拇砣宋?，他的禮樂學說是其文學觀念的基礎(chǔ)，孔子提出“思無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等以中和為美的思想，對違背禮樂的社會現(xiàn)象提出了批評，所謂“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西漢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指出：“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孔子作為夏商周文化的傳承者與光大者，他的文學批評綜合三代文化的精華，以禮樂文明與仁學作為文學批評的內(nèi)核并旁及具體的文學問題，確立了其文學批評的價值觀念及和而不同的方法，這也成為后世“兼解以俱通”文學智慧的來源，構(gòu)建出中國文學批評的勝境。

當時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與以墨翟為代表的墨家號稱顯學。不過，戰(zhàn)國時期的莊子對孔子及其學說提出了反對意見。司馬遷說莊子：“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nèi)?、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鼻f子由于其特立獨行的思想與批評方式，得罪了許多王公大人，當時宿學也不能解免，莊子甚至嘲笑“儒以《詩》、《禮》發(fā)?！??？鬃犹岢觥八紵o邪”是文學的批評標準，莊子卻提出虛靜與物化的人格精神與審美心態(tài)，在自由天放中獲得最高的文學境界，他通過寓言等話語方式，進行人物批評與文學批評，推崇逍遙游的精神境界。后來劉勰《文心雕龍·神思》提出“文之思也，其神遠矣”，大大拓展了中國文學理論的想象自由空間。清代文人劉熙載在《藝概·文概》中這樣評價莊子的文章：“文無論奇正，皆取明理。試觀文孰奇于《莊子》？而陳君舉謂其‘憑虛而有理致’，況正于《莊子》者乎？”劉熙載強調(diào)莊子之文雖然奇誕不拘一格，但它通過這種奇誕正話反說，在虛誕中寓含著理致，同樣可以奇正互補，達到明理的效果。

戰(zhàn)國晚期的荀子，則對莊子及其文學思想進行了批評?！妒酚洝ぼ髑淞袀鳌分赋觯骸败髑浼禎崾乐?，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shù)萬言而卒。因葬蘭陵?！避髯优u莊子“猾稽亂俗”，指責他過于推重天道自然而否認人事的作用，“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對莊子順應(yīng)自然的文學觀作了否定。荀子通過對諸子的批評，倡導(dǎo)他的原道、征圣、宗經(jīng)的文學觀念，奠定了影響中國數(shù)千年的正統(tǒng)文學觀念的基礎(chǔ)。

荀子的可貴之處，在于堅持批評的原則而絕不黨同伐異。他與孟子從人性論到文學觀，可謂針鋒相對。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批評與反批評的存在，是奇正相反、相輔相成的文化特征的顯示。孟子倡導(dǎo)性善論，推及文學觀念上，便是他的知言養(yǎng)氣說、知人論世說。這些學說在文學批評理論領(lǐng)域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其基本內(nèi)容是提倡人性本善，激發(fā)人性的自我尊嚴，以實現(xiàn)與天地之氣的貫通，形成浩然之氣，充實到文學創(chuàng)作主體，是后來以氣為美、倡導(dǎo)陽剛之氣的文論主張的先驅(qū)。孟子堅持士在當時文化批判中的神圣職責，認為這是士的人格尊嚴的表現(xiàn)。為此他稱贊孔子在亂世中作《春秋》以興廢繼絕的魄力，提出要效法孔子對當時的“邪說”進行批評。

孟子認為他的批評是為了糾偏，然而在荀子看來，孟子的性善論及其文學理論嚴重偏離了正道，否定了禮樂教化對人性養(yǎng)成的關(guān)鍵作用。荀子批評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tǒng)，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指責他對先王之道的理解是片面的。荀子認為，人性的教化有賴于后天，而文學作品則是教化人性的器具，為此他提出：“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边@樣，個體的人不再是孟子所說的獨立不倚的人格，而是成為帝王教化體系中的一員，而文學也不再是個體才氣性情的表征，而是帝王實現(xiàn)教化的工具，整個文學應(yīng)當納入國家的教化體系之中，成為原道、征圣、宗經(jīng)的派生物。漢代的文學教化論就是由此而產(chǎn)生的。在中國思想史與文學批評史上，孟荀之爭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現(xiàn)象，它表明中國文化中具有批評與反批評及自我批評的傳統(tǒng)，奇正相反，兼解俱通，百川歸海。荀子的《非十二子》批評當時的后學只會鸚鵡學舌般地迷信孟子，這是孟子之罪：“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于后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語言之辛辣，鋒芒之銳利，可見一斑。

中國文學理論批評以人為中心，性情問題往往涉及對文學作品的價值評判，而價值評判見仁見智，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對文學作品的評判，最后往往上升到倫理價值觀念的爭鳴上。先秦諸子正因為所持的價值觀念不同，對文學作品的判斷因而也大異其趣，但是通過激烈的批評與論爭，仍可以在一些大的原則問題上廓清是非，奠定真善美的價值標準。如果只是缺乏爭鳴的獨語，就不可能道出問題的實質(zhì)，對作品進行公正的評價，確立作品的經(jīng)典地位。在兩漢時代，圍繞著屈原及其作品曾經(jīng)發(fā)生過著名的爭訟事件，屈原及其作品的價值正是在這場公案中，通過激烈的批評與反批評，反復(fù)爭鳴，最終得以確立。西漢開國君臣大都來自原來的楚地，他們酷愛《楚辭》與屈原。特別是淮南王劉安，他寫作《離騷傳》，提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眲矊η瓚嵅蝗菔赖目範幘襁M行了高度的贊美，稱之可與日月爭光。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列傳》中轉(zhuǎn)述了劉安的觀點，提出：“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彼抉R遷的這種評價，由于建立在情性自然觀基礎(chǔ)之上，因而較之賈誼、劉安更為深刻。但是屈原的人格與《離騷》的價值違背了儒家正統(tǒng)人物的價值觀念，因而東漢的班固不同意劉安與司馬遷對屈原及《楚辭》的評價。班固的思想恪守三綱五常，批評屈原的為人露才揚己不符合中庸之道，“責數(shù)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p>

從正統(tǒng)儒家的三綱五常標準來看，這種批評有其道理，但是這種似是而非的觀念，忽視了孔孟之道中的人格精神究竟是什么這一涉及文學價值的根本問題。如若沒有反批評，沒有勇敢的士人站出來進行論爭與反駁，孔孟思想的精髓就會被扭曲，屈原的作品很可能因此而被打入另冊。顯然，這時候的反批評是至關(guān)重要的，它不僅是對謬誤的糾正，也是對英華的褒揚。幸賴東漢的王逸出來發(fā)聲，王逸的學術(shù)地位與影響無法與班固相抗衡，但是他對屈原與《離騷》的肯定卻是實事求是、言之有據(jù)、持之有故。王逸在《楚辭章句序》中根據(jù)孔子倡中庸又不廢殺身成仁，言時變又反對“鄉(xiāng)愿”的思想，提出：“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為高，以伏節(jié)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蓖跻菡J為人臣如果只圖順世以保命，雖然壽比南山，那也是“志士之所恥”，不值得肯定。從這種人生價值觀和道德觀出發(fā)，王逸對班固的意見提出了激烈的異議：“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zhì)，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蓖跻菖c班固之爭，并不在于要不要“中和”之道，而在于對“中和”之道的理解。班固認為怨惡君上就是失中，而王逸認為諷諫君上恰恰是符合中庸精神的。屈原的作品“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這不正是《詩大序》所謂的“主文而譎諫”精神的體現(xiàn)嗎？在《離騷經(jīng)序》中，王逸還說屈原因“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贊美《離騷》“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

正是因為有了王逸的反批評，屈原《離騷》的地位在魏晉南北朝獲得了提升。鐘嶸《詩品》將《離騷》與《國風》《小雅》作為優(yōu)秀五言詩的來源，視之為五言詩的基本歷史源流和傳統(tǒng)。蕭統(tǒng)在《文選序》中對屈原給予高度評價：“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郁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笨梢娖鋵η髌返闹匾暸c肯定?！段倪x》對屈原作品的傳播產(chǎn)生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功不可沒。

劉勰在《文心雕龍·辨騷》中列舉了劉安、王逸、漢宣帝、揚雄及班固對《離騷》的評論，以劉安、王逸為代表的四家肯定其合乎經(jīng)典，而班固則認為《離騷》所述與《左傳》不合。無論是贊成者還是批評者，他們所重視的只是作品的政教意義，卻很少關(guān)注它在文學上的審美價值。所以，劉勰認為這些評價都是“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將《辨騷》列為“文之樞紐”的五篇之一，列舉了劉安、揚雄、班固、王逸等人對《離騷》的不同評價，指出：“固知《楚辭》者，體憲于三代，而風雜于戰(zhàn)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杰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镕經(jīng)意，亦自鑄偉辭?！眲③膹娬{(diào)楚辭既與《詩經(jīng)》有傳承關(guān)系，同時更具創(chuàng)新價值。從此以后，屈原《離騷》的地位不可移易。漢代以來圍繞屈原及其《離騷》的激烈爭論，觸及人生價值觀及其文學意義的根本問題，推進了人們對文學作品的價值意義和文學批評的尺度、標準、立場方法等的認識，幫助世人厘清了一些含混不清的問題，確立了屈原與《離騷》的經(jīng)典地位。唐代大詩人李白在《江上吟》中評價：“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第四章《屈原及宋玉》中繼承了前人的看法，同時引進西方的文學觀念，大力進行創(chuàng)新，指出：“較之于《詩》，則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詩教者，或訾而絀之，然其影響于后來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蓖瑫r，魯迅也在1907年寫成的《摩羅詩力說》中，對屈原作品及其人格進行了批評?？梢?，文學批評需要批評與反批評，這種奇正互補的批評，是推動文學理論建設(shè)的重要途徑。而這種批評與反批評需要健康明理的思想觀念的推動，需要開放的立場與方法的導(dǎo)引。

02

《周易》提出“一陰一陽之謂道”，體現(xiàn)在文學批評領(lǐng)域，便是通過兩種對立意見的交鋒與爭鳴，展開辯論，達到新的認識高度。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底蘊乃是對于人性的認知。《尚書·虞書·大禹謨》提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比诵牡膴W秘在于其深層的結(jié)構(gòu)極為復(fù)雜，具有多重性，對它的探討，并不是簡單地用性善與性惡就能斷定的，往往要通過反復(fù)的爭鳴，甚至是激烈的論辯，才能深入問題的核心，探討其中的要害，有時即使如此，也不一定能說出個所以然來。但是如果沒有坦誠地交鋒，只是一團和氣，則不可能達至思想的深處。魏晉時期嵇康與向秀關(guān)于養(yǎng)生問題的爭鳴便是典型。它與文學批評的底蘊，即文學與人生問題直接相關(guān)。

魏晉時代的文學創(chuàng)作與文學評論，與當時的人性討論與人物品藻有緊密聯(lián)系。兩漢對人性的看法，受到儒家的性三品論與性善情惡的倫理觀影響很大。具體說來，以漢武帝時期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家人物認為人性本善，但在后天習染下發(fā)生變化。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了性三品之說，即不教而圣、教之則變與雖教也難能為善的三種人性品級的觀點。嵇康反對性三品論，從老莊的人性說出發(fā)構(gòu)建自己的文學思想。嵇康不滿當時的世風日下，在《養(yǎng)生論》中倡導(dǎo)以老子與儒家道德相融合的價值觀念來抵抗世俗：“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yǎng)之以和?！彼拿缹W觀與文學觀立足于這種“養(yǎng)生論”而得以建構(gòu)。但他的這種說法以先天設(shè)定的性本真作為前提，而人在社會中無法脫離具體的社會環(huán)境而生存，況且人性的自然生理欲望同樣是與生俱來的，也不可能被否定。因此，嵇康的《養(yǎng)生論》與他的文學境界，雖然在當時受到許多士人的追捧，這在《世說新語》中有許多記載，但是畢竟這種理論是有缺憾的，也不符合當時士大夫的享樂愿望，同為“竹林七賢”的向秀寫了《難養(yǎng)生論》以駁難嵇康。向秀提出：“有生則有情，稱情則自然，若絕而外之，則與無生同，何貴于有生哉？且夫嗜欲、好榮惡辱、好逸惡勞，皆生于自然。夫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寶曰位，崇高莫大于富貴。然富貴天地之情也?！绷看蠓虻南順分髁x與文學情趣的世俗化，與這種人性論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西晉太康以后，與這種人生觀一脈相承，文學批評呈現(xiàn)重視感官與對象的唯美傾向，西晉文士陸機在《文賦》中提出：“詩緣情而綺靡”，文學走向世俗與艷情化。但向秀對嵇康《養(yǎng)生論》的批評，客觀上也促進了文藝批評的另一方面的發(fā)展，即強調(diào)文學具有感性化與形象化的特點，緣情綺靡也是一種新的文學標準。

當然，嵇康的反批評同樣很精彩。針對向秀的駁難，他又寫了《答難養(yǎng)生論》，其中指出：“嗜欲雖出于人，而非道之正；猶木之有蝎，雖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憋嫡J為嗜欲雖然出于人但并非人性之善，好比木頭上的疤結(jié)，雖然由樹木所生，但不是樹木之宜，這樣也就巧妙地否定了向秀的先天人性論。他的這種說法可以推溯到先秦時孟荀兩派的人性論觀念。嵇康的觀點仍然是從先天設(shè)定的人性本靜的先驗論出發(fā)，認定人性以道為正。這一觀點類似儒家孟子、子思的人性論與德國康德的人性論，是將人性與天命之性即道德理念規(guī)定為人性的內(nèi)涵，追求總體和諧與理想之境。嵇康正是由此出發(fā)去看待文學藝術(shù)問題的。從這種本體論的人性論出發(fā)，自然也就否定了向秀放任自然的人性論了。

針對向秀所說周孔窮理盡性為何不能長壽的詰問，嵇康回答道，恰恰是因為他們太執(zhí)著于世態(tài)，智慧用得太多，耗費心機，以致折壽。嵇康認為，如果以孔子的天分，換成田父（農(nóng)夫）的愚拙，愛惜自己的生命，養(yǎng)氣保和，雖至千歲也可以做到。他進而提出，圣人以天下為己心，勞神苦心，形累神疲，雖欲養(yǎng)生其可得乎？他批評孔子及其門徒：“又勤誨善誘，聚徒三千，口倦談議，身疲磬折，形若救孺子，視若營四海，神馳于利害之端，心騖于榮辱之涂。俛仰之間，已再撫宇宙之外者，若比之于內(nèi)視反聽，愛氣嗇精，明白四達，而無執(zhí)無為，遺世坐忘，以寶性全真，吾所不能同也。”嵇康明確提出，孔子的方式是一種并不智慧的做法，他明確提出不能認同孔子的這種人生觀。嵇康提出，即使是儒家所說的中庸也還是以守禮修身為標志，仍然沒有擺脫世情的束縛，不能達到養(yǎng)生的目的，“然或有行踰曾閔，服膺仁義，動由中和，無甚大之累，便謂人理已畢，以此自臧，而不蕩喜怒，平神氣，而欲卻老延年者，未之聞也”。從這里可以看出，嵇康的養(yǎng)生論更多地汲取了老子的思想，以之滋養(yǎng)自己的思想和行為。與向秀相比，嵇康在這里從更高的維度去認定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所在。東晉文人李充《翰林論》指出：“研核名理，而論難生焉，論貴于允理，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成文美矣?！憋蹬c向秀雖是好友，但本著“君子和而不同”的理念，他們對魏晉時期人生觀與文學觀最為重要的問題，即“人生何為”“人性何在”展開爭鳴與對話，毫不回避對圣人的評價問題。嵇康批評孔子與其弟子并未明白養(yǎng)生的道理，可謂驚世駭俗；而向秀在批駁嵇康的養(yǎng)生論時，也放言人生意義在于放縱情欲，這更是對孔孟仁義道德觀念的沖擊。在依次遞進的交鋒與論辯中，兼解俱通、奇正相交的思想勝境展現(xiàn)出來?？梢哉f，沒有如此透徹而坦誠的批評與反批評，其中的思想火花就不可能迸發(fā)出來，當時的文學批評也就無法達到前所未有之高度與深度。

劉勰《文心雕龍·論說》總結(jié)了先秦至漢魏兩晉以來的論辯之作，并參照當時的玄談，提出辯論的特點：“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窮于有數(shù)，追于無形，跡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quán)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知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這一段話全面地總結(jié)了先秦至漢魏兩晉以來辯論與清談析理的一些特點與內(nèi)在規(guī)律。其中突出了這樣三點：第一，辯論的要點在于辨正然否，即從正反兩方面去揭示問題；第二，辯論貴在從現(xiàn)象到本體，從有形到無形，探索事物的本真；第三，從方法上來說，辯論要求義貴圓通，辭忌枝碎。這三點也是魏晉以來玄學與清談所追求的境界。劉勰在《論說》篇中還贊美了何晏與王弼的玄學論辯，稱其為“并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論之英也”。蕭統(tǒng)《文選序》中提出：“論則析理精微?！薄段男牡颀垺ふ撜f》總結(jié)了論說文的文體特點，認為“論也者，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眲③膹娬{(diào)論說文的宗旨是在總括群言、精研道理的基礎(chǔ)之上，幫助人們認識哲理，探究事物的本體，而文學批評也依賴于這種論說得以展示。他在《序志篇》中申明寫作《文心雕龍》的旨趣便是“彌綸群言”，即總結(jié)各家文論，并提出自己的主張。宗白華指出魏晉時期：“當時人辯論名理，不僅是‘理致甚微’，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上М敃r沒有一位文學天才把重要的清談辯難詳細記錄下來，否則中國哲學史里將會有可以比美柏拉圖對話集的作品?！弊诎兹A獨具只眼地發(fā)現(xiàn)了這種辯論名理對提高人們的思維能力與水平所起的作用，當時的文學批評反復(fù)駁難、回環(huán)周至的論爭，推動了人們對文學問題看法的深入。

六朝時期文藝批評的發(fā)展與升華，不僅表現(xiàn)在書信與著述方面，而且彰顯于日常生活之中，成為士大夫的一種生活雅趣與品質(zhì)。批評與反批評已經(jīng)常態(tài)化，成為健康的文化生態(tài)。與兩漢時代文藝批評定儒學為一尊不同，當時士大夫普遍加入清談之中，視論辯為一種思想交鋒與日常智慧?！妒勒f新語·文學》中記載：“庾子嵩作《意賦》成，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fù)何所賦？’答曰 ：‘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這是記載庾敳與侄子庾亮（文康）關(guān)于自己所作《意賦》的一段頗有風趣的對話。庾敳寫了《意賦》后，侄子庾亮就用當時言不盡意的觀點來反詰他，意謂若有意則賦之所能道盡，若無意則何必為之。表面看來，可謂問倒了庾敳。但是庾敳卻通過對話巧妙地回答“正在有意無意之間”。這靈機一動的回答，針對詩賦之特點，說出了其中的玄奧之處。鐘嶸在《詩品序》中強調(diào)“文已盡而意有余，興也”，在鐘嶸看來，真正的藝術(shù)作品都是在意蘊深遠與文采精美上達到了高度的融合。鐘嶸盛贊《古詩十九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阮籍的《詠懷詩》“言在耳目之內(nèi)，情寄八荒之表”，蘊含著魏晉之際詩人的憂思感慨，意在言外，故而“可以陶性靈，發(fā)幽思”。意象理論后來成為中國古代文論的重要范疇，與當時名士之間的清談?wù)撜f是分不開的。

03

在批評與反批評的對談之中，許多問題得以深化。優(yōu)秀的作品產(chǎn)生后，作者總是希望得到賞識，然而當時的批評并不見得知音，對此作者往往反唇相譏。《世說新語·巧藝》記載：“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 ：‘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 ?！髟?：‘唯務(wù)光當免卿此語耳 。’”戴逵是東晉著名的畫家與雕塑家，他的繪畫在當時特別受人歡迎，然而還是有人說他所畫未能傳神，是由于世情未盡。這對素有高士之譽的戴逵是莫大的嘲笑，他不由得反唇相譏，意為只有上古務(wù)光那樣的高士才能免掉對方的苛求。這也是作者通過反批評來維護自己作品的價值。《世說新語·文學》記載：“或問顧長康 ：‘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后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 。’”顧愷之創(chuàng)作了《箏賦》之后，十分得意，別人問他與嵇康的名篇《琴賦》相比如何，顧十分自負，認為不比嵇康的《琴賦》差。謝安就激賞顧愷之的作品：“顧長康畫，有蒼生以來所無?！边@種通過批評與反批評的對話來宣揚自己作品價值的現(xiàn)象在當時也是很普遍的。

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上，一些重要文學理論主張出現(xiàn)后，人們難免會對它產(chǎn)生不同看法；新文藝現(xiàn)象與成果涌現(xiàn)后，見仁見智也是正常的。這時更需要反復(fù)討論。有些觀念當時普遍被認可，但未必就是正確的。例如漢代的經(jīng)學批評現(xiàn)象，以美刺比興來解釋《詩經(jīng)》，曾經(jīng)被列入經(jīng)學框架，但是后來被人們超越，朱自清的《詩言志辯》便代表了“五四”以來人們對漢代《詩經(jīng)》學的超越與揚棄。還有一些文學理念，當時不被看好，但是后來卻被實踐檢驗是正確的。同時，在爭鳴與對話中，一些片面的看法得到糾正，趨于完善。齊梁文士沈約等人倡導(dǎo)的永明聲律論的形成與發(fā)展便是明證。漢魏以來，隨著五言詩的成熟及人們對上古以來漢語聲律問題認識的深化，特別是受外來佛教誦讀法的影響，人們對五言詩的聲律形成了新的看法，這便是沈約首先提出來的聲律論。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論》中提出：“夫五色相宣，八音協(xié)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jié)，若前有浮聲，則后須切響。一簡之內(nèi)，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沈約還指出：“自《騷》人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睹?！辈贿^，這一看法卻受到一些文人的批評，當時的文士陸厥為此與沈約進行爭論。他們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看待優(yōu)秀作家與聲律之關(guān)系，陸厥對沈約壟斷四聲八病發(fā)明權(quán)的做法不滿，認為前人早已知曉聲律之奧秘，他為此盛贊漢魏以來詩人在聲律上的高妙：“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峿妥怗之談，操末續(xù)顛之說，興玄黃于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茍此秘未睹，茲論為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边@種說法確實也指出了以沈約為代表的永明體在聲律論上的過度標榜。

沈約針對陸厥的批評進行了解釋，這種反批評體現(xiàn)出當時文壇的良好風氣：“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边@種通過批評與反批評展開的文學論辯，對聲律論的形成起到了促進作用。

鐘嶸在《詩品序》中指出：“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diào)五音，無以諧會?！彼岢龉糯脑姼枳髌放c樂府詩都是為了配合音樂演奏的，現(xiàn)在情況根本不同了，既然五言詩已經(jīng)不再合樂，何必還要講究聲律？鐘嶸的看法有些片面，因為古代入樂詩與當時興起的五言詩的聲律是兩個不同概念。沈約倡導(dǎo)的聲律說，是建立在詩歌脫離與音樂的關(guān)系基礎(chǔ)之上的，與入樂的樂府詩和音樂的關(guān)系有所不同，二者不可混為一談，剔除其中過分講究的地方，它對漢語詩歌的獨立發(fā)展是有積極作用的。當然，過分講究詩歌聲律的規(guī)制，難免會傷害詩歌聲韻的自然之美，鐘嶸從倡導(dǎo)“自然英旨”的詩學原則出發(fā)，對其進行了批評。

繼鐘嶸之后，對沈約永明聲律論進行爭論的也不乏其人，這也是由對“自然英旨”的倡導(dǎo)與對人為聲律論的肯定這兩種不同的看法導(dǎo)致的。例如，唐代皎然在《詩式》中指責：“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聲，故風雅殆盡。后之才子，天機不高，為沈生弊法所媚，懵然隨流，溺而不返?！别ㄈ粸榇笤娙酥x靈運的后代，他推崇祖上謝靈運詩歌的天機自動而鄙薄沈約的聲律論，認為它造成后世詩人創(chuàng)作的萎靡不振。不過，也有人認為沈約倡導(dǎo)的聲律論促進了唐代近體詩的發(fā)展，功不可沒。這方面的意見以遍照金剛（空海）的《文鏡秘府論》為代表。《文鏡秘府論》對鐘嶸批評聲律的觀點持不同看法：“嶸徒見口吻之為工，不知調(diào)和之有術(shù)，譬如刻木為鳶，搏風遠飏，見其抑揚天路，騫翥煙霞，咸疑羽翮之自然，焉知王爾之巧思也。四聲之體調(diào)和，此其效乎！”遍照金剛強調(diào)，聲律論對于詩歌調(diào)和聲律有著積極作用。他還以北朝詩歌創(chuàng)作的日趨精美為例，說明聲律說中的四聲八病現(xiàn)象是可以通過學習加以克服的。的確，南朝的許多關(guān)于文學形式美的觀念，是在北朝得到推廣和實現(xiàn)的。庾信由南入北之后，他在南朝的文學創(chuàng)作技巧，反而在北齊與北周得到認同。后來隋唐的文學成就，本身是在融合南北文學主張的基礎(chǔ)上實現(xiàn)的。唐代近體詩也是在兼收并蓄的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毫無疑問，沈約等人倡導(dǎo)的永明聲律論是功不可沒的。就此而言，圍繞永明聲律論而展開的爭鳴與對話，推動了唐詩興盛與唐代文學的繁榮。通過奇正相補、兼解俱通達到文學繁榮，也是中國文學智慧與傳統(tǒng)的精彩顯現(xiàn)。

中國古代文學進入后期，這種通過爭鳴與論辯來進行文學批評的傳統(tǒng)得到了延續(xù)與光大，明代更是達到高峰。雖然后人對明人好立門戶、標新立異的詩文評頗有微詞，但從學術(shù)批評的角度來說，明代文人追求和而不同，在尖銳批評的基礎(chǔ)之上促進兼解俱通，也是大有可取之處的。明代“前七子”對當時的臺閣體進行了激烈批評，而在他們內(nèi)部，也是爭論不絕?！扒捌咦印钡拇砣宋锢顗絷柍裕骸胺蛟娪衅唠y：格古，調(diào)逸，氣舒，句渾，音圓，思沖，情以發(fā)之。七者備而后詩昌也。然非色弗神，宋人遺茲矣。”他將格調(diào)分解成七個要素，并將這七個要素作為詩的極致。他的格調(diào)說顯然有復(fù)古的成分，但其針對性是很明顯的。李夢陽強調(diào)七者之中，情感是核心，格是思想內(nèi)容的要素，而調(diào)是在格的基礎(chǔ)之上形成的聲律形式因素，格調(diào)以唐詩為正宗與楷模。李夢陽贊美唐人之詩情感真摯、痛快淋漓，而宋詩則差強人意，以抽象義理填充詩意，遂使詩歌格調(diào)不復(fù)存在。由于對唐詩格調(diào)過分夸大與固化，因此李夢陽鼓吹:“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諧音度。如方圓之于規(guī)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實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實物之自則也?！庇纱艘粊恚母裾{(diào)說就陷入了擬古的泥潭，也不可能真正糾正明代前期臺閣體詩歌創(chuàng)作的弊端，因為臺閣體的致命弱點在于缺乏鮮活的生命體驗。

面對李夢陽的理論缺陷，同為“前七子”的何景明起而糾之。何景明在《與李空同論詩書》中批評李夢陽：“刻意古范，鑄形宿鏌，而獨守尺寸。仆則欲富于材積，領(lǐng)會神情，臨景構(gòu)結(jié)，不仿形跡?！笨梢哉f點到了要害。何景明自謂寫詩時善于“領(lǐng)會神情，臨景構(gòu)結(jié)”，興會神到，不拘一格，從而否認了李夢陽機械模仿的詩論。

李夢陽雖然對何景明的批評難以完全接受，但是晚年他在民間文藝的感召下，不得不對自己早期的格調(diào)說進行反思。當時的民間文藝充滿生活氣息與創(chuàng)變精神，對文壇震動頗大，許多文士涉足評論領(lǐng)域予以助推。李夢陽也受到感召，他在《詩集自序》中反?。骸胺蛟娬撸斓刈匀恢粢?。今途咢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謂風也?？鬃釉唬骸Y失而求之野。’今真詩乃在民間?！崩顗絷柼寡栽姙樘斓刈匀恢簦耖g之詩乃自然天籟的顯現(xiàn)。他的詩學主張的改變，一方面是受到當時文藝思潮與社會現(xiàn)實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同一流派內(nèi)部的批評促使他反思自己格調(diào)說的偏頗，從而在晚年改弦易轍。他所感嘆的“今真詩乃在民間”，也可看作對何景明批評意見的回應(yīng)。他的文學觀念演變可視為通向“兼解以俱通”勝境的歷程。

通過以上的歷史回顧，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文學批評的內(nèi)在演變與發(fā)展機制。古人往往采取和而不同、兼解俱通的方式與途徑探索一些爭議較大的問題，將問題充分展開，雙方坦誠地展開論辯與爭鳴?！肚f子·天下篇》論述了先秦時代思想文化裂變的情形：“天下大亂，賢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莊子談到道術(shù)由于當時的動亂與圣賢不明而分崩離析，人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其實，這種道術(shù)由統(tǒng)一走向分裂，再由分裂走向統(tǒng)一乃是歷史之必然，故而東漢的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shù)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班固看到了先秦諸子思想對話與爭鳴發(fā)展的路徑，是由各執(zhí)一端走向百川歸海。證之以先秦兩漢以來的思想發(fā)展軌跡，從經(jīng)典形態(tài)的演繹，比如由諸子的《論語》《孟子》《老子》《莊子》，發(fā)展到號稱雜家的《呂氏春秋》《淮南子》，可知此言不虛。而這種發(fā)展與演進的基本條件是對話。從先秦到兩漢時代，其中正反兩方面的經(jīng)驗與教訓都曾出現(xiàn)，成為令后人感思的歷史現(xiàn)象。

中國文學批評的自覺年代始于魏晉六朝。這種自覺年代的重要特征便是人們自覺地彼此進行批評，以相互品藻為時尚。發(fā)端于人物品藻的清議，延伸到詩文批評領(lǐng)域。曹丕在《典論·論文》中分析“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人們在相互批評的同時，難免會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曹丕稱之為“夫人善于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因此，確立正確的批評標準就是非常必要的?？傮w上來說，批評的標準便是鐘嶸《詩品》所說的“辨彰清濁，掎摭病利”。北齊劉晝《劉子·正賞》指出：“賞者，所以辨情也；評者，所以繩理也。賞而不正，則情亂于實；評而不均，則理失其真?！比鐒兯f：“山底行者，望嶺樹如簪，視岫虎如犬，而求簪者不上樹，求犬者不往呼，知是望高目亂而心惑也。至于觀人論文，則以大為小，以能為鄙，而不知其目亂心惑也。與望山海者，不亦反乎？”人們在實際的批評與鑒賞時，往往會形成這樣錯亂的現(xiàn)象。葛洪《抱樸子·尚博》慨嘆“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劉勰在《文心雕龍·知音》中慨嘆“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原因是“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zhí)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墻也”。人們在鑒賞中，投合自己口味的則嘆賞，不合口味的則否棄。因此，魏晉以來的文學批評強調(diào)從對立的兩極中求得和諧，達到創(chuàng)作與欣賞的至境?！段男牡颀垺ざ▌荨窞榇颂岢觯?/p>

然淵乎文者，并總?cè)簞?；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cè)犭m殊，必隨時而適用。

劉勰看到了創(chuàng)作中的奇正相反，批評中也充滿這種巨大的差異性，因此，通過批評與反批評達到相對統(tǒng)一的看法，也是可以實現(xiàn)的。所以他在《知音》中提出兼解俱通的審美與批評要求：“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憎愛，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shù)既行，則優(yōu)劣見矣?！眲③膹娬{(diào)文學批評者要出于公正之心，不偏于個人憎愛，然后才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得出正確的結(jié)論。這種批評態(tài)度與度量，也是“兼解以俱通”的前提。

劉勰體大思精的文論巨典《文心雕龍》，也正是在克服前人偏頗的基礎(chǔ)之上寫成的。清代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集部詩文評類及《文心雕龍》是這樣評騭的：“文章莫盛于兩漢，渾渾灝灝，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為一書，傳于今者，則斷自劉勰、鐘嶸。勰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為例各殊。”他從評價漢魏以來文章之學與詩文評發(fā)展的角度出發(fā)，認為《文心雕龍》是詩文評的代表作。近代著名學者黃侃在《文心雕龍札記》的《題辭及略例》中也指出：“論文之書，鮮有專籍。自桓譚《新論》、王充《論衡》，雜論篇章。繼此以降，作者間出，然文或湮闕，有如《流別》、《翰林》之類；語或簡括，有如《典論》、《文賦》之儕。其敷陳詳核，征證豐多，枝葉扶疏，原流粲然者，惟劉氏《文心》一書耳。”他們都指出了劉勰寫作《文心雕龍》的來龍去脈，肯定了他的成就。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善于從奇正互補的維度進行構(gòu)建，表現(xiàn)出應(yīng)有的立場與勇氣，同時也使文學理論通過辯論與對話獲得發(fā)展，廓清許多似是而非的誤區(qū)，這種智慧與勇氣可以為今人所傳承。

小結(jié)

中國文學批評的歷史傳統(tǒng)源遠流長，生生不息，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經(jīng)驗。其中通過批評與反批評，獲得相對正確的認識，探索文藝創(chuàng)作與批評的內(nèi)在規(guī)律，這是值得今人重視的歷史經(jīng)驗，它與西方文藝批評理論可以兼容并包。近現(xiàn)代以來，包括文學理論批評在內(nèi)的文學活動在日趨多元與繁榮的同時，也出現(xiàn)了各種問題，但是這一歷史經(jīng)驗不應(yīng)被忽視，這一優(yōu)秀的傳統(tǒng)不應(yīng)被棄置，缺少批評與反批評的文壇不能被認為是正常和健康的。當然任何批評與反批評都離不開正確的立場與價值觀的導(dǎo)引，以及開放多元的心態(tài)與雅量。這同樣是需要我們認真考量與思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