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 年度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學科發(fā)展喜憂參半。一方面，出現(xiàn)了一些問題意識清晰、論述嚴謹、探究深入，且具有方法論意義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低水平重復的問題依然存在。這反映出學科建設在研究范式、方法論上存在的問題。課題組在對收集的86篇研究成果進行細讀之后，參考相關著作，提煉出“回到文本”“深入生活”“中國與中國化”以及“身體理論、言語行動與文藝理論‘文化化’”幾個關鍵論題。在對這些論題進行討論的基礎上，總結本年度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學科發(fā)展的優(yōu)點，剖析其中的缺點，并提出推動學科發(fā)展的針對性建議。

關鍵詞：回到文本；深入生活；中國化；身體理論；言語行動

引言

2020年度，我們共收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學科研究論文86篇。與前幾年相比，這個數(shù)字有所降低。1其中，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13篇，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25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研究48篇。本年度學科研究狀況可謂喜憂參半，既有一些問題意識明確、水平較高的研究成果，但也不乏照本宣科之作，研究中長期存在的缺乏整體性、規(guī)劃性的問題，限制了學科升級發(fā)展，學科主導研究范式亦存在一些深層缺陷，亟待革新。

“回到文本”“深入生活”“中國與中國化”以及“身體理論、言語行動與文藝理論的‘文化化’”是本年度研究中的幾個重要議題。我們以這些議題為切入點，對學科整體研究狀況進行梳理、研判，對研究范式中存在的一些制約學科發(fā)展的問題進行分析，以期為今后的研究提供參考。

回到文本

在《2017年度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fā)展研究報告》中，我們指出，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論文數(shù)量少、占比低，不利于學科發(fā)展，因此我們呼吁：“回到馬克思，包括回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原著，回到那些占據(jù)著思想制高點的命題、視野和分析架構，以重新獲得理論自覺?！?令我們欣喜的是，本年度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成果雖然數(shù)量不多，但大都聚焦重要議題，水準普遍較高，見解有啟發(fā)性。具體來說，大多數(shù)研究成果體現(xiàn)出了一種“回到文本”的理論自覺，即努力回到經典馬克思主義文本本身，從原典自身的系統(tǒng)與語境出發(fā)，進行細致爬梳和深入探討。

2020年是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之一恩格斯誕辰200周年，學界循慣例撰文紀念，由中國知網(wǎng)檢索可知，篇名中包含“紀念恩格斯誕辰200周年”的文章就有81篇。不過，這些文章大都集中在馬克思主義（57篇）、經濟理論及經濟思想史（10篇）、自然科學理論與方法（9篇）、哲學（8篇）等學科。3文藝理論學科則頗為“冷清”，僅有董學文的《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文論話語體系的構建——紀念恩格斯誕辰200周年》一篇。文章首先指出，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創(chuàng)立了馬克思主義學說，但兩人的文論話語卻各有特點，風格也有差異：“從宏觀上說，馬克思的文藝論述更具哲學和美學的色彩，而恩格斯的文藝論述則更加文論化和批評化一些；從話語形態(tài)上看，馬克思的文藝論述較多采取的是在其他論述中——如政治經濟學論述——加以發(fā)揮的方式，而恩格斯則多是采取專門或集中進行文藝闡釋的方式；從文字數(shù)量上看，應該說馬克思的文藝論述相對少一些，而恩格斯的文藝論述則比較多一些；從問題的角度看，馬克思雖不乏批評性的意見，但正面闡述的意見更多，而恩格斯的辯駁性、批評性意見則明顯成為主體”。作者細致爬梳了恩格斯的相關文本，對恩格斯在文藝方面的理論構建、批評實踐做了考察。在此基礎上，作者指出，相比馬克思，恩格斯有關文學和藝術的論述更多，涉及的作家、作品更豐富，探討的文藝問題、闡發(fā)的文藝思想更全面，為研究文藝發(fā)展、文藝的特性、創(chuàng)作的規(guī)律和作家作品的評價等諸方面問題，付出了更多的精力和心血，因而，“從具體作用上看，恩格斯在文藝問題上實際處于‘拉第一小提琴’的位置，而馬克思在文藝問題上則擔當‘拉第二小提琴’的角色”4。

對于馬克思、恩格斯這兩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創(chuàng)始人，學界長久以來具有一個共識，即兩人共同創(chuàng)立了馬克思主義，但貢獻有大小之分——“馬克思主義”的命名本身即體現(xiàn)了這種區(qū)分。而且，恩格斯本人也坦言馬克思是“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他所做的則是“拉第二小提琴”。5由于這一原因，董學文的文章對長期以來的某種“共識”形成了挑戰(zhàn)，或許還會引起一些學者的擔心：這會不會影響馬克思本人的聲譽，乃至對整個馬克思主義學說構成消解。6對于整個馬克思主義學說而言，馬克思當然是“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但就某一領域而言，卻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篇文章就是這樣做的。值得指出的是，該文并非孤立地探討恩格斯的文藝觀，而是始終在馬克思主義的整體視野中著眼恩格斯如何豐富、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帶著恩格斯“如何把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科學地運用到文藝理論和批評上來”的問題意識和理論自覺。該文尤其看重恩格斯在“術語和概念”以及“話語體系”方面所做的貢獻：“恩格斯對先前的文藝理論話語是給予了改造、給予了提升、給予了新的思想意涵的。文本表明，恩格斯使用了諸如‘真實性’‘傾向’‘合理性’‘藝術形象’‘性格刻畫’‘藝術價值’‘適應自己的時代’‘同人民血肉相聯(lián)’‘真實地描寫現(xiàn)實關系’‘美學觀點和史學觀點’‘現(xiàn)代風格’‘現(xiàn)實主義領域’‘現(xiàn)實主義精神’‘富有詩意的歷史觀’‘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人物’‘理想化’‘概念化’等等許多術語、概念，使得馬克思主義文論話語體系趨于完整?！?這樣的研究，不僅無損于馬克思本人的權威和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完整性，反而體現(xiàn)出尊重文本、實事求是的科學態(tài)度，有利于學科建設。

對馬克思本人的文本結構特點、研究方式進行深度探討，是本年度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回到文本”的另一體現(xiàn)。孫文憲近年來發(fā)表多篇文章，力倡“脫離現(xiàn)代文學理論框架”，“回到馬克思”。8他指出，以韋勒克為代表的西方學者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對于文藝問題的論述沒有形成一套可稱之為“文學理論”的知識系統(tǒng)，蘇聯(lián)學者里夫希茨為了糾正這種看法，收集、整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文藝和美學問題的論述，編輯成《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以證明馬克思、恩格斯有完整的文學理論架構。但在孫文憲看來，里夫希茨將馬克思、恩格斯論述文藝問題的言論按照現(xiàn)代文學理論的知識系統(tǒng)劃分到不同主題之下，這一做法看似證明了馬克思、恩格斯有完整的文論體系，其實質卻是以“現(xiàn)代文學理論的知識遮蔽了馬克思在文學問題上的獨到見解，模糊了馬克思主義批評不同于現(xiàn)代文學理論的異質性”。因為馬克思的文論是一種不同于現(xiàn)代文學理論體系的學說，它從“批判資本現(xiàn)代性”這一“問題域”出發(fā)，“所關注的并不是現(xiàn)代文學理論所說的那種脫離了歷史語境的、具有普適意義的、純審美的文學藝術”，而是“在與資本相關的現(xiàn)代社會生產方式和生產體制中展開的文學活動及其產品”。9在本年度發(fā)表的《馬克思文論話語的互文結構》中，孫文憲進一步對馬克思的文本特點作了闡釋，認為在馬克思的理論研究的問題域與其文論話語之間、各種著述文本與其文論話語之間、正式發(fā)表的著述和他所留下的大量手稿與筆記之間都存在互文關系。這種互文關系是解讀馬克思文論的重要前提，對馬克思文論應采取“互文性閱讀”，即脫離現(xiàn)代文學理論的框架和“專業(yè)”的限制，在馬克思的文論及其哲學、政治經濟學論述的“關系”中，解讀其文藝論述的精要所在。10

郗戈則以精當?shù)难芯?，為“回到文本”這一研究路徑做了示范。在《〈資本論〉與文學經典的思想對話》中，他很好地闡發(fā)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論述與文學經典的“互文”關系。在他看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大量使用《神曲》《魯濱遜漂流記》《浮士德》等文學經典中的人物形象、文學意象，不僅是出于修辭方面的考慮，更重要的是因為這些文學文本包含了現(xiàn)代社會的時代精神，體現(xiàn)了資產階級的自我意識，因而與馬克思所思考的問題具有內在關聯(lián)。而且，馬克思試圖破解的難題決定了馬克思的論述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現(xiàn)實本身的差異性、斷裂性與整體性，根本不能以單一的論述文體去表達和把握。而馬克思要充分把握這種現(xiàn)實的差異性與整體性，就必須逾越哲學、政治經濟學與文學之間的學科分化、文體文類界限，走向一種超學科、超文體的思想形態(tài)。”11即在馬克思那里，并無現(xiàn)代學科界限，其論述呈現(xiàn)出一種文學、哲學、政治經濟學融合的“理論總體性”。

孫文憲和郗戈的研究提醒我們，馬克思的思想形態(tài)和現(xiàn)代學科分工有捍格之處，這有助于我們理解當代文藝理論體系構建中存在的難題。如果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一段時期，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是文藝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一門“普遍的學科”，那么1980年代之后，文藝理論界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文論、西方文論、中國古代文論和中國一般文藝理論并存的格局，此時，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已成為多種文藝理論當中的一種，從“普遍的學科”變?yōu)椤疤厥獾膶W科”。12此時的“文學理論”或曰“文學概論”力圖吸收幾種理論資源，提煉出文學的“普遍原理”，但從實際效果來看并不理想，馬克思主義文論難以成功地和其他文論成分有機融合。13有些“文學理論”則干脆放棄了吸收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嘗試。這種情況的出現(xiàn)有主客觀等方方面面的原因，而從孫文憲和郗戈的研究中，可以得到的啟示是：“普遍性”的“文學理論”更多受西方現(xiàn)代文學理論觀念的影響，14在現(xiàn)代學科的框架下展開，難以“兼容”馬克思主義文論，這是當代文藝理論體系構建出現(xiàn)困難的客觀原因之一。那么，根據(jù)馬克思主義文論自身特點，恰當定位馬克思主義文論與各種文論的關系，重構文學理論的格局，應是今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學科建設一個不可回避的任務。

重返文本，不僅意味著重返文本結構的復雜性，也意味著回到文本所從出的“語境”——歷史語境、馬克思的思想理論體系及其論述的具體所指——中去。本年度，有學者強調了馬克思文本之“語境”的重要性，認為應結合馬克思經典論述的特定對象進行具體分析，避免“脫離具體語境和特定對象而抽象化為普遍原則”，避免“簡單化和各取所需的理解闡釋”。15對“語境”的強調，其實是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乃至一般理論研究的常識。本年度這一問題仍被重申，說明一直未能得到解決。如胡亞敏所說，“這一點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經注意到，但還不夠充分”16。在她看來，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習中常見的“選本”模式是造成忽視“語境”問題的一個原因。長久以來，對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研習，較多依靠“依據(jù)一定的文藝觀念或主題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相關著述加以摘錄、編排、注釋或講解”的“選本”，這種做法的弊端是“抽離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原初的文本語境和思想語境，脫離上下文，帶來對經典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觀點在理解和闡發(fā)上的疏漏和膚淺”。17應該說，“選本”作為教學研究“入門”的資料憑據(jù)，或者作為資料索引，有其必要性，不過，這一慣常做法所隱含的弊端的確應留意。

“回到文本”，對文本進行科學、嚴謹?shù)年U釋，是本年度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中一個值得肯定的亮點。當然，“回到文本”不是最終目的，將“文本”擦亮，“正本清源”之后，如何讓其與現(xiàn)實碰撞，生發(fā)出闡釋現(xiàn)實的力道，應是今后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著力的方向。

深入生活

本年度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研究成果較多，但高水平研究成果較少，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不過，一些論文有著比較明確的問題意識，體現(xiàn)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研究的一種可行路徑。這集中體現(xiàn)在對“深入生活”這一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關鍵詞的研究上。

“深入生活”是文藝人民性理論的核心概念。我們黨始終將“深入生活”作為繁榮發(fā)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核心政策。1938年，周揚在《新的現(xiàn)實與文學上的新的任務》中最早提出了這個說法：“作家已經不能再繼續(xù)過去的‘作家式的生活’，部分的作家已經開始深入到生活中，深入到大眾中去”。18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下稱《講話》）對“深入生活”作了全面深刻的闡述，使其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核心概念被確立下來，并作為我們黨的文藝方針延續(xù)至今。

與此呼應，“深入生活”也一直是學者關注的問題。十七年時期，“深入生活”成為社會主義文藝的一個核心原則，它“不以搜集素材、服務創(chuàng)作為首要目的，特別規(guī)定作家需在深度參與基層工作的前提下深入生活”，在這種情況下，“深入生活”對于文藝工作者來說，同時成為一種工作方式。19這一倡導，產生了良好的效果，柳青、趙樹理、周立波等作家深入生活，都創(chuàng)作了優(yōu)秀作品。新時期之后，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深入生活”重新引起學界關注。陳涌在《文藝與生活》中對“深入生活”進行肯定，并指出：“毛澤東同志關于生活是文藝的唯一的源泉，關于作家和藝術家必須深入生活……關于文藝對生活的積極能動性的論述，是馬克思主義的，是完全正確的。這是毛澤東同志在文藝方面的整個正確思想的基礎和出發(fā)點?！?01990年代以后，受市場經濟和各種西方文藝思潮的沖擊，“深入生活”遭受質疑，有研究者批評以“深入生活”為核心的文藝政策，如馬俊山認為十七年時期對“深入生活”的強調使得“文學高度地政治化，實用化”“生活的天地”變窄、“‘深入’的途徑公式化”，因而“無所不在的生活卻在不斷的‘深入’當中做了政治運動的犧牲品”。21鄭伯農則努力為“深入生活”正名，認為：“自從《講話》發(fā)表以來，‘深入生活’這個口號逐步深入人心，它為繁榮創(chuàng)作指明了科學的途徑。延安文藝的蓬勃發(fā)展，建國以來文藝事業(yè)的巨大成就，新時期以來文藝創(chuàng)作的佳品迭出，都和作家藝術家的深入生活有密切的關系?！?221世紀，特別是2010年代以來，由于語境變化，對于“深入生活”的研究越來越深入，也越來越具學術性。

本年度，以“深入生活”為關鍵詞的專題研究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研究的一個亮點，以孫書文、趙紅芳的《“深入生活”：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關鍵詞研究》一文為代表。該文首先闡明了“深入生活”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fā)展過程中的位置，指出，“深入生活”貫穿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全過程，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關鍵詞，并“助推了獨特的文學創(chuàng)作景觀、文學理論體系的形成”。23接著，該文又對為何要深入生活、深入什么樣的生活、如何深入生活等問題進行了闡發(fā)，并討論了“深入生活”與現(xiàn)實主義的關系問題?？梢哉f，這是一篇對“深入生活”相關問題進行全面梳理的論文，如果深入開掘，收獲會更大。

對“深入生活”做“關鍵詞”式研究，具有路徑示范意義?！吧钊肷睢辈皇且粋€孤立的理論術語，也不是一項孤立的文藝政策，而是社會主義文藝理論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把這個問題研究清楚，有助于我們對社會主義文藝的整體認知。從這個角度看，路楊的《從創(chuàng)作者到工作者：解放區(qū)“文藝工作者”的主體轉換》雖然不是專門探討“深入生活”的文章，但卻在這一研究的延長線上，很有啟發(fā)。在路楊看來，“深入生活”不僅是一項紙上的政策，而且涉及身份、情感、心理等方面的深層改造，以及文藝理念的轉換。她通過對延安時期“文藝整風”和“下鄉(xiāng)運動”期間解放區(qū)知識分子的身份從文藝“創(chuàng)作者”到“工作者”轉換的考察指出，這一轉換既涉及“認識論與世界觀的改造”，“也是勞動觀念與情感結構的重造。對于從事文藝創(chuàng)作的知識分子而言，其中還蘊含了對自我與現(xiàn)實世界之間的關聯(lián)方式的重構”，進而還帶來了“文類體系的重構”，即這種身份和工作方式的轉變“取消了‘現(xiàn)代文學’體制創(chuàng)生時建立起來的文類制度及其內在的等級關系。解放區(qū)的文藝生產從農村現(xiàn)實的實際需要出發(fā)，開始重新揀選和建立起一個文藝體裁的類別系統(tǒng)。在這個新的文類體系中，尤其是在1945年抗戰(zhàn)結束之前，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在文藝創(chuàng)作中的優(yōu)先性明顯讓位于其他更加通俗易懂、能夠更直接、更有效地反映現(xiàn)實和組織群眾的藝術門類。具象藝術、具有通俗性或‘有聲性’的敘事藝術，尤其是互動性強的表演藝術，如版畫、通訊、活報、快板、唱書、秧歌劇等等，成為了更具有優(yōu)先性的藝術門類”。24在這樣的視野中，“深入生活”的理論空間變得深廣起來。

誠如路楊所言，“深入生活”是一項牽涉諸多層次問題的系統(tǒng)工程，因而必然不會一帆風順，甚至會遭遇諸多挫折乃至“難題”。對這些挫折和“難題”進行研究，自然也是“深入生活”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在這方面，程凱的《“深入生活”的難題——以〈徐光耀日記〉為中心的考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本。在這篇文章中，通過對《徐光耀日記》記錄的1953年下鄉(xiāng)辦社經歷這一高質量的“深入生活”文本進行細讀，程凱深入剖析了徐光耀基于理念的行動邏輯與基層現(xiàn)實構成、狀況之間的摩擦與磨合，進而探查1950年代文藝創(chuàng)作體制的一些結構性矛盾及現(xiàn)實主義寫作對創(chuàng)作者的要求和挑戰(zhàn)，極有啟發(fā)。25循此，對更多作家“深入生活”的難題進行解析，或許會有更大收獲。

中國與中國化

“中國化”是本年度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中的一個高頻詞，我們收集的文章中，有近30篇明確將“中國化”“中國形態(tài)”“中華民族”作為論述對象或出發(fā)點，在行文中提到相關詞匯或問題的文章則更多。這一方面是由于“頂層設計”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問題的重視；另一方面是由于當代中國社會形態(tài)，特別是思想文化狀況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fā)展有著深刻的聯(lián)系，馬克思主義是認識中國的重要路徑。值得深思的是，這些研究在質量上呈現(xiàn)出兩極化特征，其中的關鍵差異就在于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的認識上。

王先俊曾梳理了陳唯實、艾思奇、胡繩等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李大釗、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在革命時期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的思考，進而對其進行學理探源。26這種梳理本身就成為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的重要方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僅是一系列具體的理論觀念，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具體歷史狀況的互動，是對中國現(xiàn)實實踐需求的動態(tài)化的理論回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出就是為了反對理論上的教條主義、本本主義。然而，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卻常常把“中國化”當作一個固定的抽象命題，把不同理論語境中的觀點隨意拼貼、組合。本年度多篇研究文章亦有同樣的問題，成果質量自然不容樂觀。

在這方面處理得比較好的是張清民的《兩個文藝“講話”的話語意義分析》。該文從1942年毛澤東的《講話》與2014年習近平的《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敘事結構和修辭出發(fā)，切入兩篇“講話”所面對的不同歷史語境和目標，指出修辭策略的變化“宣示了中國共產黨隨世界變化而對文藝意識形態(tài)所作的認知轉向，這種轉向的深層意義是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政治戰(zhàn)略與其領導下的民眾生活及發(fā)展之間關系的戰(zhàn)略調整”27。他還從符碼的意義接續(xù)來思考“中國化”的思想空間，指出兩篇“講話”采用的相似符碼所共同應對的對象是西方理論話語。具體而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毛澤東“講話”的核心觀點，他在國際主義視野中思考中國的位置，“試圖以中國經驗為根基，改造和化解俄蘇話語，厘定共產革命的話語生產權和解釋權”。習近平的“講話”面對的是改革開放后的“西方化”問題，因而他格外強調“中國精神”。正是由于把“中國化”當作一種問題意識，而非抽象的前提，張清民才能在看似僅僅討論語言形式的研究中呈現(xiàn)出豐富、多層次的歷史內容，論斷清晰，具有啟示意義。

張清民的文章還延伸出了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另一問題，即中國與西方的關系：“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用中國的特殊性去“翻譯”“改造”馬克思主義理論嗎？與之相關的則是如何理解中國、中華，或者中國精神的問題。中國與西方并非僅僅是兩個“特殊性”之間的對峙，尤其是如今中國與西方在國際學術與思想領域中的復雜關系，使得具有歷史連貫性的中華民族與作為政治統(tǒng)一體的中國必須承受西方民族主義理論的挑戰(zhàn)：在何種意義上，傳統(tǒng)中國與革命后的中國是內在統(tǒng)一的？中國作為現(xiàn)代民族國家是以什么樣的方式進入世界體系的？這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必須直面的問題。尤其要注意其中可能出現(xiàn)的邏輯悖論：當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搬出“中國”“中國形態(tài)”作為應對西方話語的策略時，卻可能繞不開“民族”等普遍主義的西方現(xiàn)代概念。

毛澤東在1930年代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同時，就在反思民族主義的基礎上提出了“民族形式”的問題。在他的理論建構中，創(chuàng)造“民族形式”不只是為了突出中國的特殊性，更是為了具體地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他強調“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xiàn)”，要有“新鮮活潑”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28簡單地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借助“民族形式”的發(fā)明，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話語轉變?yōu)榫唧w的“民族”實踐，它同時有著批判性接受西方理論以及基于辯證的歷史觀繼承自己的文化遺產這兩種維度。因此，“民族”并非是固定的話語，而是實踐所要在其中展開的空間，是一種共同體的實踐形態(tài)。正是在“民族”所展開的政治實踐空間中，政治的中國才能夠統(tǒng)合文化的中國，傳統(tǒng)中國的精神文化資源才能被篩選、利用、吸收與轉化。與很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回顧性研究的觀點相反，“中國”“中華民族”恰恰是實踐的過程和目標，而不是論述的出發(fā)點。

當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的復雜性在于，它既是一個歷史中誕生并延伸至今的理論與實踐命題，又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學科發(fā)展的指導要求。在學科所確立的基本概念前提下，在研究中雖沒有必要對每個概念、命題的內涵進行歷史化的闡釋，但使用上卻要自覺。這種對理論內在基礎的忽視浮到表面就會導致學科話語體系上的混亂。董學文就指出當下中國文論話語體系“既沒有徹底的‘歐美化’，也沒有真正的‘本土化’，更沒有嚴格的‘馬克思主義化’……哪個方面也沒說清說透，明顯處在‘半生不熟’狀態(tài)”29。他進而論證了馬克思主義對中國文論建設的引領作用，這種引領要真正有效，關鍵是要有“問題意識”，不僅要認識到西方理論的議題設置和話語體系有其自身的歷史語境和特殊性，還要同時提出、解決中國自己的問題。這樣才能體現(xiàn)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自覺。

此外，今年有多篇論文對“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早期階段的歷史實踐進行研究，比如黃念然、王詩雨分析了茅盾現(xiàn)實主義理論的發(fā)展，由這一案例出發(fā)透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歷程；30曾軍、汪一辰梳理了新中國初期“西馬”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31這些研究為歷史化地認識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問題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身體理論、言語行動與文藝理論的“文化化”

在本年度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中，伊格爾頓研究是一個熱點，在我們收集的25篇論文中，有12篇是關于伊格爾頓的。盡管研究伊格爾頓的文章如此之多，切入點各不相同，卻缺乏對伊格爾頓的理論生涯進行整體研究，或就其某個理論觀點進行系統(tǒng)研究的論文。研究過于零碎、散亂，缺乏整體性，這是“西馬”研究的老問題，但今年在伊格爾頓研究上，以格外突出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

在這個前提下，陰志科的《身體倫理學還是身體美學？——對伊格爾頓近期身體觀的細節(jié)考察》、耿幼壯的《伊格爾頓的神學-文學符號學》以及文吉昌、郭霖的《伊格爾頓論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公共性》值得關注。這幾篇文章討論的問題相對集中，探討比較深入，也具有較強的現(xiàn)實啟示意義。

陰志科以“身體”為關鍵詞考察伊格爾頓的理論發(fā)展，指出伊格爾頓從20世紀末的《美學意識形態(tài)》到晚近的《文學事件》都討論了“身體”問題，他借身體理論批評資本主義的文化至上觀，認為“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主義都把身體當成彰顯意志之無窮力量的最佳對象”，不承認具有物質屬性的身體有其限制，沒有尊重身體的客觀物質屬性。通過考察身體與藝術品的共同本性，伊格爾頓“將馬克思和亞里士多德進行了‘對接’”，認為“資本主義把道德和其他事物一樣當成了外在目的，似乎具有美德是為了贏得其他東西，亞里士多德的美德卻是把自己對城邦有益的積極潛能最大限度地發(fā)揮出來，具備美德并將其付諸實踐本身就是目的，沒有外在的目的”。基于身體的美德對于藝術與審美同樣適用，這就將美學問題與倫理學問題聯(lián)系起來，無論是在倫理學還是美學領域，勞動者只有在“實踐當中才能實現(xiàn)自我的最高價值”。伊格爾頓由此批判了工具主義的異化的倫理觀與美學觀，肯定了馬克思主義以自我實現(xiàn)為目的的實踐觀的重要意義。32

耿幼壯關注伊格爾頓理論的神學面向以及其神學思想與文學符號學之間的關系，認為宗教神學觀念是理解伊格爾頓思想不可缺少的維度，這是此前國內研究中相對較少涉及的領域。該文從伊格爾頓在《如何讀詩》中提出的關鍵概念“化身謬誤”入手，揭示伊格爾頓文學理論中的神學層面，認為“伊格爾頓的神學思考和文學思考之間的連接點”“是‘符號’或‘符號學’”。這種神學-文學符號學觀念主張文學不僅是對現(xiàn)實的呈現(xiàn)，也同時構造著現(xiàn)實和經驗，因此，文學是一種言語行動。33

文吉昌、郭霖的《伊格爾頓論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公共性》則梳理了文學批評的公共性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從產生到喪失的過程，提出伊格爾頓是在文學與文學批評邊緣化的前提下強調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作為一種公共批評的重要意義，并從馬克思主義文化生產的角度研究了文學生產過程中的公共性問題。34這對觀察當下文藝批評很有啟發(fā)。

總體而言，本年度的伊格爾頓研究具有小切口、深挖掘的特征，多以伊格爾頓某一階段的某個理論問題立論。伊格爾頓晚近的身體理論與言語行動觀是最受關注的話題，這吻合于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fā)展的整體動向，也體現(xiàn)出對文學與文學批評介入現(xiàn)實實踐之可能性的強烈關切。特別是針對伊格爾頓圍繞“身體”這一關鍵詞展開的理論分析，尤為深入，是本年度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的亮點。

本年度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的另一個主要特征是核心理論對象從文學轉向文化，有多篇直接以文化、文化觀、文化理論為主題的論文。文化主題的凸顯，從某種角度看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自身發(fā)展轉向的自然結果。比如，段吉方在提到這一轉向時指出：20世紀中期以后，西方“批評理論”的研究范圍不斷向文化研究領域拓展，出現(xiàn)了“批評理論”“文化化”的現(xiàn)象，這個現(xiàn)象在特里·伊格爾頓的身上表現(xiàn)得比較明顯。35

必須從正反兩個方面去看待“文化”概念在文藝理論領域的流行：一方面，文化研究擴展了文藝理論的邊界，提供了新的政治可能性，值得肯定；另一方面，文化概念的膨脹又帶來去政治化的問題，應該警惕。這也是論者普遍持有的觀點。如伍曉明就沿著伊格爾頓的思路，首先從詞源學角度梳理了“文化”（culture）這一概念的內涵，厘清了文化與自然之間的辯證關系，隨后分析“文化”概念在不同歷史語境中占據(jù)的理論位置，進而提到“文化”作為后現(xiàn)代主義的流行詞在21世紀具有的新的政治重要性，以及作為其反面的，文化概念的膨脹對其他現(xiàn)實問題的遮蔽。36再如，王陌瀟以阿多諾和本雅明對待大眾文化的不同態(tài)度為切入口，在肯定文化研究為藝術研討打開新視野的同時，討論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美學人道主義傳統(tǒng)導致的理論局限性問題。37胡小燕則著重討論了威廉斯與霍爾對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的繼承與發(fā)展，在她看來，威廉斯將“霸權”視作一種文化過程，其中充滿了意識形態(tài)與權力的斗爭，霍爾則將“霸權”視作一種結構性的存在，探討其在社會中的運作方式，使霸權理論成為接合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的一種方法，作者進而指出：“威廉斯及霍爾等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者對葛西霸權理論的接受及運用實際擴大了理論本身存在的問題”，“葛蘭西夸大了市民社會的作用，忽視了國家暴力在最后的決定作用”，這種傾向在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者中進一步擴大化、絕對化，文化霸權理論面臨新的危機。38

除上述研究外，本年度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重要研究文章還包括兩篇巴赫金研究、兩篇詹姆遜研究、兩篇馬克思主義生態(tài)批評的論文，以及討論本尼特的政治批評思想、德波的景觀社會理論、鮑德里亞消費社會理論的文章，基本狀況與伊格爾頓研究類似，大都以某個關鍵詞為焦點對一位或幾位理論家某一階段的觀點進行討論，其優(yōu)點是能夠進入理論細節(jié)進行深度辨析，缺點則在于缺乏整體性視野，缺乏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宏觀理論發(fā)展脈絡的概括力。

無論是在中國還是西方，文學與文學批評的邊緣化都是客觀現(xiàn)實，文藝理論的“文化化”一方面是適應這一新形勢的嘗試，另一方面又加劇了這一過程。文藝理論越是向著多元化、專業(yè)化的方向發(fā)展，就越是喪失了它的整體性，文藝批評也日益失去具有公共性和權威性的標準，文藝理論與現(xiàn)實生活、社會實踐漸行漸遠。盡管包括伊格爾頓的《文學事件》在內的20世紀末以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存在著“實踐轉向”的傾向，但這種對身體與情感、對言語行為的強調恰恰體現(xiàn)出“實踐”觀念本身的后撤?！皩嵺`”的日?；?、微觀化、個人化、語言化帶著“后革命”時代的鮮明癥候，也在實際上削弱了馬克思主義實踐論的能動性力量。最終，對文學行動的美好展望往往滑入空泛的語詞游戲，無論對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還是對于中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者而言，都是如此。

在這樣的背景下，對中國的研究者而言，僅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亦步亦趨的接受、歸納與闡釋就顯出了更大的不足，既無助于超越當前文藝理論的困境，也無助于面對當下中國乃至世界的現(xiàn)實。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一方面應該具有聯(lián)系文藝創(chuàng)作實踐與社會現(xiàn)實的“文學批評”和“文化批評”意識，另一方面還應具有“理論批評”意識，即從當代中國的具體現(xiàn)實與實際問題出發(fā)，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出發(fā)，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進行宏觀而深入的研究與反思。在理論批評的基礎上，理論創(chuàng)新才成為可能。理論批評與理論創(chuàng)新的意識與能力，才是文藝理論學科不可或缺的動力來源。

結語

在本年度的成果中，我們發(fā)現(xiàn)諸多研究者基本上采用了三種研究方法，出現(xiàn)了相互關聯(lián)又有各自特殊性的問題。這三種研究方法分別是歷史材料、具體理論觀點的梳理與分析，學科化研究或對學科整體的觀念性研究，以及使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介入具體的文藝現(xiàn)象與實踐的研究。

中國一直有注重材料和知識積累的傳統(tǒng)，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學科的建立與發(fā)展又有其歷史特殊性。毛澤東發(fā)表《講話》后，中國共產黨開始參照蘇聯(lián)的經驗建立自己的文藝工作組織體系，1950年代后引入蘇聯(lián)式的大學專業(yè)分工與訓練體系，在較短的歷史時段內，中國依托這套學術訓練框架，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重要觀點、方法傳播給中國社會，訓練國家所需的理論干部與文藝工作者。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學科，在教材寫作、理論觀點的整理與通俗化解讀、不同理論派別之間的對比評價、革命史與中國史的體系建構等具體工作的基礎上，初步確立了自己的研究方法。新時期之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學科的發(fā)展進入了新的階段，大量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及其他相關的西方文論被翻譯、引入到中國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統(tǒng)一標準”受到挑戰(zhàn)。然而在引介西方理論的過程中，不同理論派別、思潮、批評實踐、理論流傳過程、歷史事件等內容的介紹、梳理、評價、對比依舊是學界慣用的方法。這種方法在傳播新知、總結經驗、辨析材料等方面有其合理性，也并非不重要，但卻無法完全匹配于時代的新要求，尤其是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要求。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應當在總結已有經驗的基礎上，克服路徑依賴，把當代中國乃至世界面對的核心問題當作研究與批評的主要出發(fā)點，這樣才能有所創(chuàng)新，真正發(fā)揮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對中國社會的引領作用。

同時，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學科的特殊性，使得這一學科的建構本身成為諸多研究者觀照的對象。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長期以來面臨著體系化、學科化的任務，然而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80年代中期，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不僅僅是現(xiàn)代學術分工意義上的專業(yè)領域，而且對整個中國的社會文化思想生活有著超越學術層面的影響，生產出了許多重大的思想性命題，形塑了中國文藝與重大思想命題的呈現(xiàn)與討論方式。也就是說，雖然關注點有所變化，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一直有專業(yè)學術與社會公共討論的雙重維度。伴隨著中國市場化進程和中國大學學科建設的專業(yè)化進程，文學與思想議題邊緣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也成為大學學科內的專業(yè)領域，和一般的文藝理論處于各自獨立、相互并存的地位。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頂層設計”中始終居于權威地位，它對公共領域的輻射轉化成了國家層面對于學科化、體系化建設更進一步的要求。這種復雜的處境使得一方面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這樣一個專門的學科下，出現(xiàn)了大量缺乏共識、方法多樣、類型繁多的研究；另一方面，為了解決這種混亂、失序的狀況，也為了呼應國家層面的建設要求，又出現(xiàn)了很多“呼吁性”的指導性文章。這些目的不一、方法各異、話語雜糅的研究活動各自展開，研究成果擠在一起，眾聲喧嘩，很容易混淆研究的不同層次和問題意識的不同維度，進而影響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由是，為推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學科發(fā)展，必須在對核心問題的抓取之外，格外關注方法論問題。我們認為，要想在方法論上有突破，最有效的仍然是對經典理論文本的研讀，而且要擺脫那種快速打包分發(fā)的知識傳遞與吸收方式，真正沉入理論文本及其背后的問題之中。

1 2017年度，我們收集了88篇；2018年度，高達110篇；2019年度，共100篇。參見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課題組撰寫的《2017年度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fā)展研究報告》（《文藝理論與批評》2018年第2期）、《2018年度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學科發(fā)展研究報告》（《文藝理論與批評》2019年第2期）、《2019年度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學科發(fā)展研究報告》（《文藝理論與批評》2020年第2期）。

2 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課題組：《2017年度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fā)展研究報告》。

3 檢索時間：2021年2月15日。據(jù)知網(wǎng)學科分類，有的文章同時屬于多個學科，故出現(xiàn)分項之和大于總項的情況。

4 董學文：《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文論話語體系的構建——紀念恩格斯誕辰200周年》，《湖南社會科學》2020年第6期。

5 《恩格斯致約翰·菲力浦·貝克爾》（1884年10月15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頁。

6 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夸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對立，乃至炮制出“恩格斯主義”來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性，消解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對于這種理論傾向，國內外都有學者給予了批判，如張茂林：《恩格斯主義：“淚之谷”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北方工業(yè)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鄒海燕：《諾曼·萊文所謂“恩格斯主義”的文本解釋困境》，《理論視野》2017年第4期；K.穆勒：《“反恩格斯主義”、利潤率下降規(guī)律和馬克思的1867—1868年經濟學手稿》，付哲譯，《馬克思主義與現(xiàn)實》2016年第5期；等等。

7 董學文：《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文論話語體系的構建——紀念恩格斯誕辰200周年》。

8 參見孫文憲：《回到馬克思：研究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中國形態(tài)的理論前提》，《華中學術》2012年第1期；《回到馬克思：脫離現(xiàn)代文學理論框架的解讀》，《學術月刊》2013年第8期；《馬克思文學批評話語的讀解方式》，《華中學術》2016年第2期；《馬克思文論話語的文本性與互文讀解——以馬克思的希臘藝術論為例》，《華中學術》2018年第3期。

9 孫文憲：《馬克思文學批評話語的讀解方式》。

10 孫文憲：《馬克思文論話語的互文結構》，《華中學術》2020年第1期。

11 郗戈：《〈資本論〉與文學經典的思想對話》，《文學評論》2020年第1期。

12 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學科的歷史概況，參見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課題組：《2017年度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fā)展研究報告》。

13 在2015年5月11日由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主辦的第九期“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論壇”上，董學文指出，在文學概論中，“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觀點沒有融進去”，“有的教材就像是牛蹄子，兩瓣的，不是一個完整的東西。把馬克思主義的精神真正能融到文學原理的說明當中去的，沒有多少人能做到”。參見崔柯等：《馬克思主義文論教程：體系與方法》，《文藝理論與批評》2015年第4期。

14 新時期之后，韋勒克和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中“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區(qū)分，以及艾布拉姆斯的《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tǒng)》中提出的文學活動“四要素”說，對中國文學理論產生了重要影響，也成為一些文學理論教材的編寫依據(jù)。

15 賴大仁：《“回到馬克思”與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理論反思》，《江西師范大學學報》2020年第1期。

16 胡亞敏：《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研究再出發(fā)》，《華中學術》2020年第1期。

17 胡亞敏：《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研究再出發(fā)》。

18 周揚：《新的現(xiàn)實與文學上的新的任務》，《周揚文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56頁。

19 程凱：《“深入生活”的難題——以〈徐光耀日記〉為中心的考察》，《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2期。

20 陳涌：《文藝與生活》，《文藝研究》1982年第3期。

21 馬俊山：《反思過去那樣的“深入生活”》，《文藝理論研究》1997年第4期。

22 鄭伯農：《為深入生活“正名”》，《文藝理論與批評》1997年第4期。

23 孫書文、趙紅芳：《“深入生活”：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關鍵詞研究》，《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20年第2期。

24 路楊：《從創(chuàng)作者到工作者：解放區(qū)“文藝工作者”的主體轉換》，《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0年第4期。

25 程凱：《“深入生活”的難題——以〈徐光耀日記〉為中心的考察》。

26 王先?。骸丁榜R克思主義中國化”提出的學理探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0年第4期。

27 張清民：《兩個文藝“講話”的話語意義分析》，《文學評論》2020年第1期。

28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zhàn)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

29 董學文：《中國文學理論話語體系的當代構建》，《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0年第6期。

30 黃念然、王詩雨：《茅盾與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中國化》，《西北大學學報》2020年第4期。

31 曾軍、汪一辰：《“西方馬克思主義”在新中國初期的理論旅行及其引發(fā)的理論問題》，《文藝爭鳴》2020年第5期。

32 陰志科：《身體倫理學還是身體美學？——對伊格爾頓近期身體觀的細節(jié)考察》，《文藝理論研究》2020年第1期。

33 耿幼壯：《伊格爾頓的神學-文學符號學》，《文藝研究》2020年第5期。

34 文吉昌、郭霖：《伊格爾頓論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公共性》，《學海》2020年第2期。

35 段吉方：《〈批評與意識形態(tài)〉與伊格爾頓前期文論研究的理論價值》，《貴州大學學報》2020年第2期。

36 伍曉明：《論伊格爾頓的文化觀》，《浙江社會科學》2020年第4期。

37 王陌瀟：《從阿多諾與本雅明的大眾文化之爭看“西馬”的悖論及其作為藝術史方法》，《當代文壇》2020年第3期。

38 胡小燕：《葛蘭西霸權理論與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的發(fā)展與危機》，《西北大學學報》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