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摘要

對于當下中國學界、讀書界和廣大外國文學愛好者、讀者來說，讓 - 瑪麗·居斯塔夫·勒克萊齊奧早已是一個耳熟能詳?shù)拿?。本文試圖以《沙漠》《訴訟筆錄》《流浪的星星》以及《烏拉尼亞》等幾部代表作在中國的譯介與接受為主線，回顧過去三十五年來勒克萊齊奧“中國之旅”的歷程，揭示出其小說世界在中國的接受與傳播 , 大致經(jīng)歷了“施與者”與“接受者”之間心靈相通、心智相擁、智慧互動的三重奏，并進而指出這樣的地理與心路歷程 , 堪稱 20 世紀下半葉法國作家與中國接受者心智相通的奇遇 , 值得載入中法文學交流的史冊。

關鍵詞

勒克萊齊奧；譯介與接受；中國之旅；中法文學交流

作者簡介

錢林森，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法比較文學、法國文學。

讓 - 瑪麗·居斯塔夫·勒克萊齊奧（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 1940— ），對于當下我國學界、讀書界和廣大外國文學愛好者來說，自然不是陌生的名字，而是耳熟能詳、日益熠熠生輝的名字。事實上，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他的長篇小說力作《沙漠》（Désert, 1980）的漢譯本《沙漠的女兒》被率先迻譯，他的聲名就已為我國讀者所知曉。借助于我國譯者、出版界的合力引介，迄今為止，其全部小說作品，差不多都相繼被翻譯成了漢語，為廣大讀者、學者所不斷研讀和接納，經(jīng)年不衰，轉(zhuǎn)瞬之間，已三十五個春與秋。在這漫長而“慢熱”的三十五年流布過程中 , 得益于我國外國文學、比較文學學者、批評家的積極參與和長年開發(fā) , 其小說世界的跨文化創(chuàng)造特色與魅力煥發(fā)出新的生命和藝術(shù)張力，以更為靚麗的風采吸引了我國一代又一代讀者，為他們所樂意接受，從而使這位風格獨異的法國小說家 , 成為我國廣大受眾最為喜愛、親近的法蘭西當代作家。這里所說的親近，是指心靈上的吸引和交融，我們會常常會喜歡很多作家，而親近卻需要生命和性靈上的真正共鳴，需要心氣相通、心智相擁。勒克萊齊奧小說世界的中國之旅 , 堪稱法國作家和中國接受者心氣相通、心智相擁、智慧對接的奇遇 , 他的跨文化小說創(chuàng)作在中國的傳播、接受和影響 , 構(gòu)成了 20 世紀中法文化關系史上一道靚麗的風景，成就了 20 世紀下半葉中法文學交流史上堪載史冊的盛事, 值得我們認真梳理、思考和探討。

01

《沙漠的女兒》：作者和譯者心氣相投的初遇

1963 年夏 , 勒克萊齊奧在法國南方海濱城市尼斯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這一年他剛滿 23 歲，便以橫空出世的處女作《訴訟筆錄》（Le procès-verbal），舉步法蘭西文壇而嶄露頭角，榮膺有影響的勒諾多文學獎。自此至 1975 年間，他差不多每一兩年都有小說新作問世，一發(fā)而不可收，接連發(fā)表了《高燒》（La Fièvre, 1965）、《洪水》（Le Déluge, 1966）、《逃之書》（Le Livre des fuites, 1969）、《戰(zhàn)爭》（La Guerre, 1970）、《巨人》（Les Géants, 1973）等小說，聲名鵲起。當這位法蘭西文壇新秀成名后，開啟“遠游－寫作”的跨文化小說創(chuàng)作新航程時，他將目光首先投向了地球另一端的中國 , 視為“東方之旅”的首站 , 不料卻與中國失之交臂。差不多四十余年后 , 勒克萊齊奧曾這樣不止一次地向我們講述過，他當年如何熱切向往中國、投奔中國，又何以與之失之交臂而留下深深遺憾的心路歷程。

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勒克萊齊奧小說創(chuàng)作日趨豐盈和成熟之際，正值中國改革開放春潮涌動之時。我國學界在大力引進外國文學的潮涌中，自然也將目光投向了法蘭西文壇這位風頭正盛、風格獨異的小說家，這才開啟了勒克萊齊奧小說世界“中國之旅”新的契機，開始了真實意義上的與作者創(chuàng)作同步進行的譯介與接納。最先翻譯到中國來的作品，就是他 1980 年發(fā)表的獲獎小說《沙漠》，中譯本名為《沙漠的女兒》，由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6 月出版 , 面市全國 , 開啟了勒克萊齊奧小說世界的“中國之旅”的第一站。勒克萊齊奧是一位極具創(chuàng)造力的天才小說家，他在 1963 年 ,以氣勢不凡的成名作《訴訟筆錄》橫空出世 , 一發(fā)而不可收 , 馳騁法蘭西文壇近二十年后 , 又不失時機地推出了《沙漠》這部極度關注被剝奪、被蹂躪的弱勢民族和弱勢文明的生存境遇，且具有鮮明的社會、政治介入性和反帝反殖民主義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正不期而遇地走進了我國新時期知識界、讀書界的期待世界和接受視野，與中國譯者（含出版界）相遇，這是這位法蘭西文壇新星作者和中國譯者心氣相通、不期而遇的相逢，堪稱法國作家和中國接受者心靈相通的詩意相逢，而此種作者和譯者的詩意相逢，恰恰鑄成了勒克羅齊小說世界在中國接受的第一道靚麗的風景。

我們說《沙漠》（即《沙漠的女兒》）開啟勒克萊齊奧小世界的“中國之旅”，是法國作者和中國譯者心氣相投的初遇，是不期而遇的心靈相通的詩意相逢，主要指這“不期而遇”的相逢，是施與者與接受者的期待視野、接受世界不謀而合，是小說作者所致力追求的社會政治介入創(chuàng)作傾向、審美取向，與譯者的翻譯選擇，在審美向度和價值取向上的契合一致，亦即翻譯的選擇與作品思想藝術(shù)的認同。這一點，只需我們重讀一下當初小說作者親筆“寄語中國讀者”和“譯者序”及稍后譯者的評介文字，便一目了然。

將作者寄語和譯者譯文序放在一起對照一讀 , 就不難發(fā)現(xiàn) , 兩者不約而同地對小說作品鮮明的反殖民主義批判立場和深刻的思想藝術(shù)的認同、肯定，作者在小說作品中所著力描寫、展示和彰顯的，正是譯者所看重、推崇和欣賞的，充分地證明了法國作者和中國譯者的首次相遇就一見如故、心氣相通。令人欣慰而欣喜的是，譯者對小說作品反殖民主義的現(xiàn)實主義思想藝術(shù)的肯定和贊許，也很快得到了出版界的高度認同和積極呼應。勒克萊齊奧《沙漠的女兒》之所以作為中譯先驅(qū)譯作而率先進入中國，不僅是作者和譯者心氣相通的雙向選擇，也是中譯者和出版者不約而同的共同選擇，其不期而遇、不約而同的選擇結(jié)果，就使勒克萊齊奧小說世界舉步中國之旅首站，大放異彩，深受我國廣大讀者的擁戴，大獲成功。

譯者（接受者）和作者作品的首次相逢一見如故，但彼此間真正的認知、理解和接受卻是一個漸進的認識過程，并非一蹴而就。漢譯《沙漠的女兒》問世翌年，譯者發(fā)表了題為《美與刺的統(tǒng)一——讀法國當代小說〈沙漠的女兒〉》的評論文章，在譯序的基礎上，對這部現(xiàn)實主義小說的思想藝術(shù)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作出更為深入細致的分析?！渡衬呐畠骸芬陨羁痰默F(xiàn)實主義力量和富有傳奇色彩的筆調(diào)，真實地描寫了非洲大沙漠人民的苦難歷史和女主角拉拉的生活遭遇，作品通過這些描寫，一方面暴露了殖民主義的罪惡與黑暗，另一方面贊揚了被壓迫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對自由的熱愛，并糾正了譯文序中某些過于匆忙的審美誤判，認定《沙漠的女兒》拒絕平庸的現(xiàn)實主義，也不同于法國批判現(xiàn)實主義文學傳統(tǒng)。論文作者據(jù)此進行具體論析，認為這部小說“美”與“刺”相結(jié)合的特點主要體現(xiàn)在如下兩個方面：一是對正義的歌頌，對邪惡的譴責；二是對美的歌頌，對丑的鞭苔。該特點主要是由藝術(shù)形象來體現(xiàn)的。小說成功地創(chuàng)造了沙漠的女兒拉拉這個人物，通過這個形象，肯定了生活中應該肯定的東西，否定了生活中必須否定的方面。因此，作者對這個女主角的創(chuàng)造，實際上就把自己評判生活的美學標準、把對真善美的歌頌、對假惡丑的批判貫注到全書的藝術(shù)描寫里，形成了小說美與刺相諧統(tǒng)一的藝術(shù)格調(diào)，而小說這種風格的鮮明和強烈，很大程度決定于作者對這個人物心靈美的開掘的深度。小說作者以細膩深沉的筆致，描述她的命運，挖掘她心靈的美質(zhì)，一往情深，而使這個人物具有較高的美學意義和感人的藝術(shù)力量。這些論析和評判對《沙漠的女兒》思想藝術(shù)的認識、理解，應當說是相當貼近、到位的，可見，譯者和作者是心氣相通的，兩者不期而遇的心氣相投的初逢為作者的文學世界“中國之旅”開了一個好頭。

02

《訴訟筆錄》：法國作家與中國學者心智相擁

自漢譯本《沙漠的女兒》問世后，中國讀者差不多等了近十年，才讀到勒克萊齊奧其他的漢譯小說作品，先是刊載在《世界文學》（1991 年第 2 期）上的五個短篇小說《蠱惑》（Fascination）、《時光永駐》（Le temps ne passe pas）、《雨季》（La saison des pluies）、《齊娜》（Zinna）、《曙光別墅》（Villa Aurore），再是長篇成名作《訴訟筆錄》和短篇小說集《夢多和其他故事》（Mondo et autres histoires）（中譯本題為《少年心事》），兩書皆列入柳鳴九所主編的“法國 20 世紀文學叢書”，標示著我國文學界對勒克萊齊奧的介紹和接受已走上了自覺發(fā)展的階段。柳鳴九在序文中對兩部作品的思想藝術(shù)進行了細致解讀和深入分析，明確地將勒克萊齊奧界定為 20 世紀法國新寓言派代表作家，與著名的米歇爾·圖爾尼埃、莫狄阿諾并稱新寓言派的三杰。柳鳴九先生不止一次、不止一處強調(diào)，所謂“新寓言派”，已“不再存在過去那種具有‘結(jié)社’性質(zhì)的流派”，只不過是指法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出現(xiàn)的一批創(chuàng)作傾向有相似之處的作家而已”（7）。“新寓言派”中不少作家在他們的作品中“所表現(xiàn)的主要哲理寓意之一，頗有盧梭主義余緒的氣息”（334）。具體論及到勒克萊齊奧上述兩部作品，柳鳴九認為，《訴訟筆錄》是作者精心構(gòu)制的一部駭世驚俗的小說，它通過主人公亞當·波洛的原始化、非人化和物化的揭示與描述，賦予這個臆造出來的現(xiàn)代文明的化外之民以奇特的怪異性，使之成為作者本人所寓意的形象載體：其中“原始化”（346），顯然是盧梭回歸自然的思想傳統(tǒng)，“非人化”（347）隱含著圣經(jīng)中對伊甸園那純凈世界的理想，即生態(tài)平衡的理想，而“物化”（348）則頗有我國古哲“萬物與我為一”的哲理味道。在藝術(shù)形式上，初露頭角的勒克萊齊奧在該作中，幾乎匯集了那些反傳統(tǒng)的先行者，如“新小說”、荒誕派、超現(xiàn)實主義、象征主義等所有“實驗”，而又善于超越。而《少年心事》在柳鳴九看來，則是勒克萊齊奧再現(xiàn)盧梭風致難得的佳構(gòu)，論者以詩意的筆致，細致地解析了作者筆下一群少年浪游者所體現(xiàn)的盧梭式的精神意蘊。

隨著勒克萊齊奧一些作品相繼介紹到中國，這直接推動了作者和譯者的直面交流和對話，而作者和譯者的對話和交流，又進一步促進其作品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1992 年秋，勒克萊齊奧攜夫人來到中國，在法國大使陪同下，前來南京參觀訪問，會見了主要譯者許鈞教授，他對后者說“你翻譯我的作品，就等于參與我的創(chuàng)作，我給你一定的自由”（許鈞，《我和勒克萊齊奧》3—4）。對中國譯者如此尊重、信任，這使許鈞受到鼓舞。自此，勒克萊齊奧每有新作問世，會在第一時間寄給許鈞，而許鈞教授閱讀后，便帶領自己的弟子翻譯，向出版社推薦出版。于是，我們就讀到了作者著名的《戰(zhàn)爭》和《流浪的星星》（étoile errante）的中文譯作，新世紀之初，我們又先后讀到了他另外兩部長篇《金魚》（Poisson d’or）、《烏拉尼亞》（Ourania）。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譯作均附有譯介者或作者親筆撰寫的譯序、后記或?qū)ёx、寄語，或闡明創(chuàng)作主旨、或解析作品特色，內(nèi)中不乏有思考、有眼光的評論文字?！稇?zhàn)爭》延續(xù)了勒克萊齊奧成名作《訴訟筆錄》所開創(chuàng)的關注現(xiàn)代文明的種種詬病、關注人類生存狀況的主題和筆法，是作者早期現(xiàn)代性極強的作品，要使這部摒棄了傳統(tǒng)小說幾乎所有構(gòu)件，即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的作品，為普通讀者所理解和接受，是需要費一番心思的。這部寫“戰(zhàn)爭”的小說，究竟寫的是什么樣的“戰(zhàn)爭”？“戰(zhàn)爭”的根源何在？它發(fā)出的是怎樣的聲音？表達的是何種寓意？讀者若要讀懂它的內(nèi)涵，聽清其中的呼聲，是該“用腦”還是該“用心”？所有這一切，均由論者在序文中向讀者娓娓道來，是一篇別致而有趣、頗費心力的導讀。在譯者袁筱一看來，《流浪的星星》這部小說，通過兩個女主角尋找家園的流浪途中所遭際的等待、希望、絕望、死亡和宗教期許的描述，表達的依然是作者對人類生存境況的關注、對戰(zhàn)爭和人性的思考。作者選擇了兩個年輕的女孩子的主視角，故事情節(jié)都是以她們的所見、所感、所觸和所想而展開的。在視角上和時間上，采用了平行不?；蚪惶鎸ΨQ的手法，伴之以一種儉約、凝練、樸素卻不乏優(yōu)雅之美的經(jīng)典語言和技巧。至作者榮膺諾貝爾文學獎后，他的作品更成了我國學界和圈內(nèi)圈外讀者熱議的對象，在報刊上和網(wǎng)絡上出現(xiàn)了不少有相當分量的評論文章，由此而將勒克萊齊奧的傳播和接受推向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

那么，這一時期中國接受者（譯者、研究者和讀者）究竟怎樣認識、理解勒克萊齊奧這位“另類”作家的創(chuàng)造，從而走進他的文學世界呢？——在他們眼里，勒克萊齊奧是一個具有世界視野的“真正的流浪者”，一個為數(shù)不多的“在流浪的過程中真的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家”，且回到“自己家”的人（袁筱一，《文字·傳奇》171），是一個遠離塵囂，始終關注人類生存境遇，始終堅守對人性、對人的精神、對人類命運進行思考和探索的不平凡的“行者——作者”，他的出現(xiàn)正適逢其時。

勒克萊齊奧被稱為多元文化之子的作者，在中國接受者看來，從根本上來說，“卻依然是一位典型的二十世紀法國文化境遇中的現(xiàn)代作家”（董強，《勒克萊齊奧的世界視野》100）。在精神追求上，他“繼承了拉伯雷以來法蘭西作家所體現(xiàn)出的人文主義傳統(tǒng)”，關注弱小生靈，關注他們的命運，這正是我國有識見的翻譯家將之舉薦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的理由之一（許鈞，《我和勒克萊齊奧》5）。勒克萊齊奧傳入中國，對我國接受者的影響是緩慢的，也是深刻的。他的思想和文字，曾令我國譯界和批評界的才俊之士心儀、折服，以至使他們的創(chuàng)造和才思發(fā)生著生命的蛻變：“我真正的翻譯生涯是從勒克萊齊奧開始的。他為我奠定了一種翻譯的方式：無條件地走近一個人，為他的文字力量所俘獲，用一種別樣的方式把自己的文字交付給他——并且，這個交付的過程需要相當?shù)呐Α６鴮τ谖襾碚f，交付出自己的文字，也許就是交付出了人生的大半”（袁筱一，《從翻譯勒克萊齊奧開始》）?！笆┡c者”的惠予和啟迪，使“接受者”不能不發(fā)自內(nèi)心的激賞和感激：“人類的名譽，‘人類的境遇’（安德列·馬爾羅的著名小說的題目）——感謝法國文學，感謝像勒克萊齊奧這樣的法國作家，以他們的世界視野與人文情懷，以他們有時被人嘲諷、有時被人濫用的‘浪漫’，關注著六角形的法蘭西土地之外的無垠世界，關注著自己的肚臍眼兒以外生活著、伸展著的各色人群”（董強，《勒克萊齊奧的世界視野》104）。勒克萊齊奧文學世界的中國之旅及其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對我國學者，特別是譯者和研究者所產(chǎn)生的心智相擁的深刻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03

《烏拉尼亞》：小說家和批評家智慧對接

自《沙漠的女兒》1983 年首次迻譯到中國后，勒克萊齊奧文學世界“中國之旅”經(jīng)過二十五年 “慢熱”的傳播與接收，至新世紀初的頭十年，特別是 2006—2008 年間，隨著小說家一部遠古神話之作《烏拉尼亞》，榮膺我國外國文學學會和人民文學出版社聯(lián)手評選的 2006 年度“21 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獎”，和作者榮膺瑞典學院評選的 2008 年諾貝爾文學獎這一時段節(jié)點期間，可謂是勒氏小說作品大踏步進入中國的關鍵年份。自此之后，我國學界對勒克萊齊奧的小說創(chuàng)作的譯介和研究邁向了蓬勃發(fā)展的新時期。新世紀的頭一年，我國讀者就讀到了勒克萊齊奧的一部長篇小說《金魚》的漢譯本，接著是他的長篇小說《烏拉尼亞》( 紫嫣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年 )，標示著他的小說作品在中國的譯介與接受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fā)展時期。隨之不久，各家出版社又先后組織翻譯出版了《饑餓間奏曲》（Ritournelle de la faim） (2009 年 , 余中先譯 )、《巨人》 (2009 年 , 趙英暉譯 , 許鈞校 )、《看不見的大陸》（Raga Approche du continent invisible）(2009 年 , 袁筱一譯 )、《燃燒的心》（C?ur br?le et autres romances）(2010 年 , 許方、陳寒譯 , 許鈞校 )、《非洲人》（L’Africain） (2010 年，袁筱一譯 )、《奧尼恰》（Onitsha）(2010 年 , 高方譯 )、《迭戈和弗里達》（Diego et Frida）(2012 年 , 談佳譯 )、《墨西哥之夢》（Le Rêve mexicain ou la pensée interrompue）(2012 年，陳寒譯 )、《尋金者》（Le Chercheur d’or）(2013 年，王菲菲譯 , 許鈞校 )、《腳的故事》（Histoire du pied et autres fantaisies）（2013 年，金龍格譯）、《逃之書》(2012 年，王文融譯 )、《夢多的故事》(2012 年，顧薇薇譯 ) 等，經(jīng)過近三十年漸進的認識、理解和“慢熱”的翻譯選擇，迄今為止 , 勒克萊齊奧的絕大部分小說差不多都已有了漢譯本，有的還一版再版。與此種迻譯全面推開的態(tài)勢相呼應的是，我國學界對勒克萊齊奧小說世界的探索、研究，也同步日趨拓展、豐富、深入。據(jù)有學者調(diào)查，自 2008 年秋至 2013 年秋的五年內(nèi)，我國國內(nèi)學術(shù)刊物發(fā)表研究勒克萊齊奧的文章就達 100 篇之多（許鈞，《許鈞訪談勒克萊齊奧》5），所論內(nèi)容幾乎囊括了他全部小說作品，標志著勒克萊齊奧小說世界的中國之旅，已步入全新的發(fā)展階段。至此，我國學界和廣大讀者受眾，對這位法國小說家的文學世界全貌也才有了初步的整體把握與認識。

我們只需對上述這百余篇研究勒克萊齊奧的小說論作，作一番梳理和考察，就不難發(fā)現(xiàn)，得益于瑞典學院諾貝爾文學獎（2008 年度）評委們和中國 21 世紀（2006 年度）最佳小說獎評委們的審美鑒賞力之啟迪，不少論者對勒氏小說創(chuàng)作的思想藝術(shù)有了進一步深度開掘和全新理解，涌現(xiàn)出不少視野開闊、新見疊出的佳作，實彌足珍貴。其中對勒克萊齊奧的代表作《沙漠》的再探索和深度開掘就是最典型的例證。一些目光敏銳的研究者從瑞典學院諾貝爾文學獎 2008 年度頒獎詞中受到啟迪，撰文重評《沙漠》，認為勒克萊齊奧是長于表現(xiàn)文化斷裂和詩意遭遇的巨匠和見證者，成熟時期的小說，多為融“悲劇、詩、寓言”為一體的佳作，《沙漠》便是其中的代表作。此種切中肯絮、深得作品真髓的體悟和評析，確實精準地捕捉到了小說《沙漠》創(chuàng)作的審美特點和詩學特質(zhì)。讀到這樣深察原作精髓的精品佳作和賞析文字，對當年譯者之一的筆者來說，確有振聾發(fā)聵、醍醐灌頂?shù)膯l(fā)，受益匪淺。除郭宏安這篇讓人耳目一新的精品佳作外，我們在此還需要提到的有：魯京明、馮壽農(nóng)《與沙漠的和諧結(jié)合——析勒克萊齊奧的〈沙漠〉》、張璐《勒克萊齊奧小說〈沙漠〉中的身份模式及詩學構(gòu)建》、趙秀紅《讓文字隨音樂起舞——論勒克萊齊奧小說〈沙漠的女兒〉的音樂性》等佳篇，這些論作運用符號學、敘事學理論和方法，以及跨文化跨學科的視角，集中聚焦《沙漠》的敘事結(jié)構(gòu)、身份模式，及“詩意的遭遇和感官的迷醉”、跨文化創(chuàng)作匠心獨運的詩學構(gòu)建，多有發(fā)現(xiàn)與新見，可以說，也都是洞幽燭微、貼近原作真髓的精彩之作，值得廣大受眾認真一讀。

伴隨著《烏拉尼亞》入選 21 世紀 2006 年度最佳外國小說獎，以及兩年后《烏拉尼亞》中譯版的刊行面世和小說家榮膺 2008 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這大大激發(fā)了我國外國文學研究者和批評家對勒克萊齊奧小說世界的探索熱情和高潮，發(fā)表了不少一如我們在上面剛提到的郭宏安等論《沙漠》那樣有深度、有新見的論作外，據(jù)筆者所讀到的，就有陳寒等論《烏拉尼亞》的幾篇文章。①這些文章，一如郭宏安評析《沙漠》那樣，可以說，也都是貼近勒氏小說世界真髓的論作。這些論作的作者們都認為，《烏拉尼亞》是一部現(xiàn)代版的烏托邦。他們異口同聲地贊嘆小說作者以其慣有的流浪人物主題和充滿詩意的優(yōu)美文筆，構(gòu)建出了與古希臘柏拉圖、英國托馬斯－莫爾和中國陶淵明前驅(qū)筆下相媲美的理想國，引領著當今讀者一同走向自然的烏托邦之旅，走進小說家精心打造的、更具現(xiàn)世性的夢幻般的天然之國，20 世紀“地上的天國”——“坎波斯”。這是一個由流浪者在遠離現(xiàn)代文明而建立的人間仙境，這里的人們，是一個沒有種族、階級、貧富差別，沒有陳規(guī)戒律、長幼尊卑、等級分別的純粹自然狀態(tài)下的生態(tài)群落，居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與大自然和諧相處，這是人間世外凈土、理想的天國。他們認為，《烏拉尼亞》中“坎波斯”的發(fā)掘與重塑，再次彰顯了世界主義、人文主義情懷，充分表達了作者對蕩除現(xiàn)代文明污垢的自然本真生活的熱切向往與追求，體現(xiàn)著小說家前后一貫的創(chuàng)作思想和現(xiàn)實主義特質(zhì)，是小說家精心描繪的更具現(xiàn)世性的烏托邦，“就其在文學性與現(xiàn)實性上的結(jié)合上，它堪稱同類小說中的佼佼者”。在這部小說具體的藝術(shù)描寫里，批評家特別點贊的，一是對語言的駕馭已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坎波斯人的特殊語言，便是作者對語言突破性的創(chuàng)造；二是作者以其反現(xiàn)代性眼光為現(xiàn)代社會中愛與死兩大經(jīng)典主題的描寫。

檢視《烏拉尼亞》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不難發(fā)現(xiàn)，我國廣大讀者不論老幼，凡是讀到他這部小說者，都能從中喚起我們中華民族所擁有的美好夢想。中國批評家對勒克萊齊奧推崇與點贊，中國讀者對他的認可與迎納，都是一種基于我們本土文化經(jīng)驗的接受，這是一種“中國式閱讀”，有中國視野、中國智慧的參與。一如上面所引舉的論作，論者一論及作者所描繪的“坎波斯”理想國，都不約而同地想到我國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甚至更遠的老子筆下的“小國寡民”，有的論者則將《烏拉尼亞》和《桃花源記詩并序》放在一起，進行“勒克萊齊奧的中國式閱讀”，圍繞“戰(zhàn)爭”“理想”“幸福”等關鍵詞作深入的比較研究，認為“坎波斯”與“桃花源”都是遠離戰(zhàn)火逃避戰(zhàn)亂而建造的人間世外凈土。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中國批評家此種中國式讀法，并沒有無視、否認勒克萊齊奧筆下的理想國與東西方前驅(qū)之間的差異性。通過同類作品的比較觀照，他們發(fā)現(xiàn)，至少有兩點明顯區(qū)別：一是同為遠離塵世的方外凈土，“坎波斯”與“桃花源”相比，在物質(zhì)和理念上更具體、更現(xiàn)實、也更明確。法國小說家筆下“坎波斯”的居民并沒有完全與世隔絕，生活也離不開與外界的貿(mào)易，更具象征意味的仍保留了通往外界的一條道路，規(guī)定青少年必須外出游歷。中國批評家認為：既遠離塵世，又不乏現(xiàn)世性的“坎波斯”，它在文學世界的重現(xiàn)，可以說是小說家立足現(xiàn)實、接近自然理想的一次大膽嘗試?！稙趵醽啞肪褪亲髡咴谧呦蜃匀焕硐氲倪M程中，從反對現(xiàn)實、超越現(xiàn)實，到無限接近理想的一次烏托邦之旅，一次返璞歸真之旅。二是同為理想國，法國小說家再現(xiàn)的世界遠比前驅(qū)的“烏托邦”、“桃花源”世界復雜得多、深廣得多。就理想境界來說，桃花源的理想國的暢想，是建立在家庭倫理下的男耕女織，怡然自得的和諧社會。勒克萊齊奧在《烏拉尼亞》中雖然也寄托了許多的社會理想，也有許多未來暢想，但細心的讀者卻很少能夠讀到像《桃花源記》中的“良田美池”、“設酒殺雞”的怡然自得的景象，也無諸如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伏爾泰的“黃金國”中令人心曠神怡的景象。中國受眾認為，桃花源那種怡然自得的世外生活，并非是勒克萊齊奧理想社會最重要的要素?！病橙绱?，林林總總，這些論作的出現(xiàn)表明，小說《烏拉尼亞》的發(fā)表和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將勒克萊齊奧的文學世界的“中國之旅”推進到一個全新發(fā)展階段，充分顯示了“授予者”法國小說家和“接受者”中國批評家的智慧對接和互動。

從接受和影響的視角，回眸三十五載勒克萊齊奧“中國之旅”的歷程，其小說世界在中國的接受與傳播，大致經(jīng)歷了“施與者”與“接受者”心靈相通、心智相擁、智慧互動“三重奏”，即法國作者、作品與中國譯者心氣相投、與中國學者心智相擁、與中國批評家智慧相通，這樣的理論旅程和心路歷程，勒克萊齊奧文學世界的“中國之旅”，堪稱 20 世紀下半葉法國作家與中國接受者心智相通的奇遇，值得載入史冊。

此文原載于《外國文學研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