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的一生充滿許多偶然性。我做夢也沒想到，我的人生和事業(yè)會定格在大學里。我做過農民，搞過“雙搶”。跳出“農門”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個鄉(xiāng)下醫(yī)院做檢驗士，抽血，化驗，看顯微鏡，寫檢驗報告單，每天重復著同樣的工作。我壓抑的內心被強大的“作家夢”驅使，毅然決然奔赴魯迅文學院深造，幸運地與文壇大家莫言、余華、遲子建、嚴歌苓等人同堂聽課。在洶涌澎湃的時代大潮中，個人的命運猶如浮萍，一陣颶風將我吹進了復旦大學。在那里，我進行了一場“黑+白”、“智力+毅力”的大比拼，最終考上了湘潭大學古典文學研究生，畢業(yè)后順利地進入湖南日報社，成為一名編輯、記者。五年之后，我不安的心再次被大洋彼岸的世界所誘惑，果斷辭掉了令人羨慕的工作，遠赴新西蘭留學。四年后，我學成歸來，進入中南大學，教學、科研、寫作，每天忙忙碌碌，一晃就是17年。

回顧這一路走來的辛苦與不易，我又想，所謂人生的偶然，難道不是生命歷程的一種必然嗎？如果沒有農民性格的蠻勁和韌性，我又怎會成為一名鄉(xiāng)下醫(yī)院的檢驗士？如果不是因為強烈地愛好文學，我又怎會義無反顧地奔赴魯迅文學院求學？如果不是北京和上海的人生苦旅，我又怎會成為一名古典文學的研究生，進而成為一名編輯、記者？如果不是古典文學的熏陶和編輯、記者工作的鍛煉，我又怎會被中南大學引進，直接破格晉升為教授和新聞系的學科帶頭人？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南大學新聞系工作五年后，根據(jù)個人興趣和學院學科建設的需要，我再次轉身，進入中文系現(xiàn)當代文學教研室。在大學工作的17年里，由我指導畢業(yè)的研究生達50多名，其中一半以上是新聞傳播學、文化產(chǎn)業(yè)和文化傳播學的學生，一小半是現(xiàn)當代文學、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的學生。這些年，我在文化產(chǎn)業(yè)學、哲學、審美文化學和現(xiàn)當代文學四個方向招收博士生，還包括三名國際留學生(其中兩名博士、一名碩士)。所有這些，看似偶然，其實都有其必然的邏輯。這些看似偶然性的因素卻為眼前的這套書埋下了伏筆。

換言之，當新文科時代來臨的時候，我清醒地認識到，這完全也是偶然中的必然，是時代發(fā)展的必然邏輯。因為，時代大潮的潮起潮落，有其內在的規(guī)律：潮起，有潮起的動因；潮落，有潮落的原由。無論你是佇立岸邊，還是身處潮中，重要的是你要關注洋流的流向，把握大潮的脈動。對廣大教職員工而言，新文科既是新的挑戰(zhàn)，更是新的機遇。

二

經(jīng)常聽人說，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可很少有人去深思：所謂“最壞”，“壞”在何處？你做好了應對“最壞”的準備嗎？所謂“最好”，又“好”在哪里？你有過應對“最好”的措施嗎？或者換一個角度，作為普通大眾，你究竟是處在轉型社會的夾縫中自暴自棄，顧影自憐，還是積極擁抱時代大潮，做勇敢的沖浪者，做燈塔的守護人？

這個時代的偉大之處在于，她不辜負任何一個日夜兼程的前行者。因為始終相信“奔跑的姿勢離目標最近”。我奔跑，再奔跑，從不停息。春去秋來，我那點微不足道的智慧、一直滴淌的汗水、從未冷卻的熱情，最終開花結果。2018年我一次性推出7大卷、300多萬字的《中國經(jīng)驗與文學湘軍發(fā)展書系》，這是個人意義上的湖南文學史，別人看到的是這個浩大工程的巨型體量，而對創(chuàng)作者背后的孤獨、寂寞、無助以及探索中的苦痛與跋涉中的艱辛并沒有多少人去關注。實際上，這個書系是我進入大學后、特別是從事現(xiàn)當代文學10余年的集中思考和總結，犧牲了絕大部分的節(jié)假日、寒暑假和幾乎所有的閑暇時光換來的。如果考量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置身于文學現(xiàn)場，進行持續(xù)不斷的觀察、研究與書寫，長達30余年的時間跨度，300余萬字書系的出版就是我生命長河里的干流。那些密密麻林的文字，帶著熱氣，充滿泥味，像稻穗上的露珠，閃爍著琥珀的光芒。

同樣地，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這套《21世紀都市文化跨學科研究書系》也并非一揮而就，輕松完成的。作為從農村進入城市并有過漂洋過海經(jīng)歷的一線科研人員，我試圖站在全球化語境下，用自己的方式審視城市，聚焦城市文化，全面闡釋迅速崛起的中國和轉型社會的陣痛對城市原居民與異鄉(xiāng)者產(chǎn)生的種種影響。作為研究者，我要重視和分析這些影響，客觀、真實、全面地了解產(chǎn)生影響的深層原因。從目前的學科分類來看，這些影響涉及到文學、哲學、政治學、經(jīng)濟學、歷史學、民俗學、心理學、傳播學、媒介經(jīng)營以及管理學、工程學、建筑學等等，這樣一個龐大體系，一個人很難獨立完成，團隊合作是最佳選擇，也是最現(xiàn)實和最有效的選擇。

之所以強調團隊合作，是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知識盲點，每個人都自己擅長的領域和短板。新文科重視跨學科研究，這種研究就是要進行學科交叉，就是要將學科壁壘打通，就是要將團隊的智慧和活力發(fā)揮出來，在?！百|”的基礎上，提高“量”的飽有度。單打獨斗的個人英雄主義時代越來越遠離學術中心，新文科強調跨界重組后產(chǎn)生的強大力量。打個不一定恰當?shù)谋扔?，學科建設如同手術室中的外科大夫，一個手術的成功與否，不是靠外科大夫個人的努力，還要靠麻醉師、藥劑師和護士等一個團隊的通力合作才行。學科建設一定要把握好“學術與現(xiàn)實的關系”。很長時間以來，學界對“現(xiàn)實”采取一種回避態(tài)度，好像介入現(xiàn)實、特別是介入帶有意識形態(tài)的現(xiàn)實，學術就會大打折扣，學術就顯得“動機不純”，學術“高人”盡可能遠離“現(xiàn)實”、回避“政治”，仿佛只有在“象牙塔”和“故紙堆”里做出來的學問才是所謂的“純學問”、“真學問”，才是學術的高地，是學人最高的追求，結果便是：學術研究的路越走越窄，學人對時代的關切越來越漠視、對現(xiàn)實的回應越來越乏力，所有這些，正是新文科要著力打通和解決以及跨學科建設要努力突破的關鍵所在。

三

一個學問大家不只是專家，而是雜家。西方三位百科全書式的學問大家蘇格拉底、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都是雜家，他們都有廣博的知識、“冒犯”的興趣和挑戰(zhàn)的自覺。亞里士多德的著作涉及哲學、邏輯學、倫理學、政治學、生物學、自然科學等。他的老師柏拉圖的著作同樣涉及哲學、政治學、教育學、心理學、經(jīng)濟學、法學和自然學說等。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不僅是哲學家、教育家，也是倫理學家、法學家、修辭學家等。

與此相類似，中國百科全書式的學問大家孔子也是一位雜家，他的著作涉及文學、文獻學、典章制度、管理學、司法、禮儀、音樂和自然科學等。另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問大家老子，他的《道德經(jīng)》涉及政治學、哲學、倫理學、自然學、人學、養(yǎng)生學、軍事學、辯證法等。之所以如此，從溯源上講，我們的知識，原本就是一個整體，在古代，像今天這樣的學科分類并不存在。

新文科時代讓我感受到教學相長的全新的意義。古人云：“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禮記·學記》)教學相長是中國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曾經(jīng)指出：“先生創(chuàng)造學生，學生也創(chuàng)造先生，學生先生合作而創(chuàng)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這是對教學相長的最生動的詮釋。新一代學人對新生事物有著天然的興趣和探知欲，他們對老一輩學者頗有畏難情緒的新媒體語境，諸如數(shù)字倉儲、云文本儲存、數(shù)據(jù)可視化、虛擬現(xiàn)實和媒體出版等高科技帶來的“數(shù)字人文”十分熟悉，他們著眼的問題意識、形成的書寫形式、聚焦的研究興趣與彰顯的學術追求，與老一輩學者也有了明顯的不同。他們心目中的“學術堡壘”、“同行相輕”或“門戶之見”等傳統(tǒng)觀念也少了許多。他們更擅長將新科技融入到文學、哲學、歷史等傳統(tǒng)文科之中，不僅帶來研究方法的變化，更大大拓寬他們的學術視野。

新文科建設既要把人文社科內部系統(tǒng)打通，又要把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隔膜打通，還要將文科與理科、文科與工科、文科與醫(yī)科以及文科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腸梗阻”打通。讓工科、理科、醫(yī)科等知識融入新文科教研究視野，對教者而言，只有不斷地更新自己的知識，吸納與時俱進的教學方法和研究理論，使自己始終處于“新”的精神狀態(tài)，才能得心應手地工作。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時代倒逼“傳道”、“授業(yè)”、“解惑”的師者去努力適應社會，在學術探索中推陳出新，因為“道”是在不斷變化之中，“業(yè)”也在不斷變化之中，由此產(chǎn)生的“惑”也是不斷變化的。因此，作為師者，如果不積極走出書齋，不愿置身于沸騰的生活現(xiàn)場，疏于與學生打成一片，不想傾聽他們的呼聲，完全漠視時代的需要，就很難做好自己的工作。

誠然，新文科對學生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他們不僅要掌握諸如新媒體技術、非線性編輯、數(shù)據(jù)挖掘等技術，還要懂得技術分析、GIS建模和各類理論前沿的方法，將“要我學”變成“我要學”的自覺轉變，讓科學、新型的混合學習、智能學習、網(wǎng)絡學習在“學習的革命”中發(fā)揮更大作用。新文科強調跨學科，所謂跨學科其實就是將學科進行“交叉”，取長補短，互相觀照。這里的“交叉”至少包涵三層意思：一是知識交叉，二是思想交叉，三是方法交叉。在帶著弟子進行《21世紀城市文化跨學科研究書系》的實踐中，我對“交叉”二字感受很深，這里既有方法的挑戰(zhàn)，又有觀念的沖擊，還有跨越黑暗的鴻溝后見到曙光的欣喜。

四

新文科時代要秉持學術良知和學術自覺，要追求學術的“博大精深”。這里的“博”指的是淵博，即把知識當成一個整體，廣泛涉獵，采擷精華，融會貫通?！按蟆敝钢R的廣度，追求應有的體量，包容并蓄，海納百川，成就自我?！熬敝钢R的精度，這個“精”字好比知識的金字塔之塔尖，這樣塔尖必須建立在博大的地基之上才能牢不可破?！吧睢敝钢R的深度，從專業(yè)上講，要有自己的專業(yè)深度和專業(yè)特色?？鐚W科不是混淆各學科的分界，而是要打通一切阻閡，要有豐富的人文情懷。例如“二彈一星”中的許多杰出科學家，他們都有很高的文學造詣，以及很高的詩詞歌賦的寫作能力和鑒賞水平。

與此同時，我們強調學術自覺。所謂學術自覺，首先指的就是在服務國家、服務社會、服務大眾的進程中，學術成果要把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作為學術研究的應盡之責。學術自覺，應該體現(xiàn)學人的生命自覺。生命自覺就是要弄清人的生命價值和意義。人既有自然生命/物質生命，又有文化生命/精神生命。人不是生來就具有“人”的本質，一個人沒有經(jīng)過文明的洗禮就有可能成為“野人”。梁漱溟先生指出：“人之所以為人在其心；而今則當說：心之所以為心在其自覺。” 梁漱溟強調的“心的自覺”，其實就是指生命的自覺。有了生命的自覺，學術自覺才有可能實現(xiàn)。

其次，學術自覺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要自覺地把學術研究立足于國情和民情，既要有國際視野，更要有民族精神，要努力做出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味道的學術成果來。

第三，學術自覺要有自己鮮明的立場。自然科學可以沒有國界，但社會科學一定是有國界的。我們傾聽他人不是鄙視自己而是為了更好地審視自己，我們向西方學習不是忘卻自己而是更好地建構自己。因此，我們追求的“中國特色”就是帶有中國烙印、中國底蘊和中國文化DNA的學術成果。

第四，學術自覺應當建立學術情懷之上。所謂學術情懷，是指學人對于學術研究的敬畏之心，對學術成果的價值判斷，對學術使命的自覺意識，主要體現(xiàn)為“虛心做人”和“潛心治學”兩個向度。學人，首先是“人”。人應當有人的誠信，人的尊嚴，人的個性，人的追求，等等?！鞍宓矢易昀洌恼虏粚懓刖淇铡?，這種精神仍然是新一代學人的最高追求。這種學術情懷要求師者和學者均錘煉品德，自覺樹立和踐行健康的人生觀、價值觀，自覺用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培根鑄魂、啟智潤心。這是我們的學術追求，也是我們的人生目標。

總之，城市在發(fā)展，城市文化在嬗變，我和我的團隊爬過了一座小山，前面矗立著新的更高的山。我們沒有停下，而是迎風而上，攜手前行。

所有的關愛都是我披荊斬棘的精神支柱，我默默記住；

所有的支持都是我風雨兼程的力量源泉，我深深銘恩。

2021年5月16日于岳麓山下抱虛齋

(此文系聶茂“21世紀都市文化跨學科研究書系”之總跋，2021年9月，該書系由中南大學出版社一次性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