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裘士雄相識近半個世紀，但由于紹興、北京兩地相距一千三百多公里，見面的機會并不多。他似乎是學絲綢出身，1972年調入紹興魯迅紀念館工作，一切相關業(yè)務知識都要從頭學起?！皶拥芏嗪揽　?，他就像春蠶結繭一樣，拼命吞嚼著知識的桑葉，終于吐出了質地細膩的學術蠶絲，在魯迅研究領域織出了錦繡華章。我比士雄虛長兩歲，在史料研究方面堪稱同好。搞史料的人是寂寞的，雖然有人說“發(fā)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fā)現(xiàn)一顆恒星，都是一大功績”。但我還沒聽說哪位搞史料的人暴得大名?！皣缕澍Q矣，求其友聲”，他請我為他的新著作序，無非是在寂寞中尋找一次坦誠交流的機會，廣告效應大概是不會有的。

據(jù)士雄統(tǒng)計，2005年版《魯迅全集》涉及的人物共計四千二百二十四人，尚不包括神話傳說和各類作品中的人名。他近年整理出的有二百五十位左右，只占總數(shù)的百分之六左右。這個比例看似小，但做起來難度超乎一般人的想象。我老家湖南有一句諺語：“板凳寬，扁擔長，看事容易做事難?！彪y在何處？難就難在對魯迅作品中涉及人物的研究并非剛剛起步。據(jù)我所知，早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的老前輩（如楊立平）就開始搜集魯迅同時代人的生平資料，并印成了一部厚厚的油印本，供內部參考，有的成果已經寫進了1958年版《魯迅全集》。

1981年版《魯迅全集》出版之前，有更多的人參與了人物注釋工作。包子衍就多次咨詢了重病中的馮雪峰，了解到不少魯迅同時代人的資料。這些人的生平履歷，并不是一般工具書中所能查閱到的。王景山學貫中西，對魯迅書信中一些人物的代稱進行了破解，如“俅男”“老蝦公”“獸道”“萊比錫”“阿世”“禽男”等，否則，這些人物稱謂也許就成了不解之謎。王錫榮跟當時復旦大學的青年教師為了了解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文壇狀況，手持出版總署的介紹信，親自到成都，通過四川省公安廳在南充“代訊”胡風，問了二十二個問題，調查訪問時間長達一個多月。馬蹄疾作為主要執(zhí)筆者，跟彭定安聯(lián)名出版了《魯迅和他的同時代人》（兩卷本），成了魯迅與相關人物研究的開創(chuàng)性著作，其影響波及海外。魯迅友人臺靜農先生彌留之際最想看的一部著作便是此書。

我對研究魯迅跟同時代人的關系也很感興趣，所以寫了《許廣平傳》《宋慶齡傳》，還有魯迅與胡適、魯迅與林語堂、魯迅與郁達夫、魯迅與高長虹等一系列文章，也參加過1981年版和2005年版《魯迅全集》的編注工作。我在人物注釋方面，有錯誤，也有發(fā)現(xiàn)。如民國時期有兩位同名同姓的吳鼎昌，我就混而為一，成為“學術硬傷”。魯迅書信的收信人中有一位杜和鑾，當年只是杭州鹽務中學的學生，生平事跡無處可查。后來聽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李文兵說，此人可能曾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而當時我的堂弟正巧在該社人事處任職。我打了一個電話，這個多年的懸案頃刻破解。還有一位馬玨女士，她十五六歲時寫過一篇廣為流傳的《初次見魯迅先生》，其后長期下落不明。直到2004年春節(jié)，我跟北京大學的歐陽哲生互致問候。他無意中說，他遷新居了，鄰居中有一位就是馬玨的女兒，于是馬玨的生平問題也就迎刃而解。這叫“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不過就總體而言，“踏破鐵鞋無覓處”的情況較多，“得來全不費功夫”的情況十分罕見。

正因為對魯迅筆下人物的研究已經有了不少成果，所以再作新的跨越難度極大。明末清初著名畫家石濤在《漁翁垂釣圖》中有兩句題詩:“可憐大地魚蝦盡，猶有漁翁理釣竿?！保ㄊ兰o老人、畫家晏濟元將后句改為“猶有垂竿老釣翁”。）讀到士雄的這部新作，他在我的心目中忽然又幻化成了“老釣翁”的形象。士雄年逾八旬，研究魯迅四十多年，著作頗豐，把他比喻為執(zhí)著勤勞的“老釣翁”頗為貼切。只不過這類癡迷于史料的“老釣翁”只可能釣到一些珍稀的學術成果，終其一生都跟“名利場”無緣。士雄絕不可能靠這些著作評上院士，至于能得的稿酬也是少之又少。我由于參與過魯迅筆下人物的注釋工作，故能體會士雄研究工作的艱辛。他考證的這二百多個人物，幾乎一半是我感到陌生的，查找資料無從著手。比如1927年1月和3月，魯迅在廣州中山大學學生歡迎會和開學典禮上的兩次講演都是由林霖作的記錄。但我們在編撰《魯迅大辭典》時，卻查不到他的生卒年。士雄讀到了一本《林一庵日記》，才獲取了他的詳細履歷。這件事看似偶然，但如果沒有他的博聞強識，這知識的果子怎么會平白無故地砸在他的頭上？

研究人物的難度還在于中國人名的復雜。現(xiàn)在一般人只有一個姓名；但前人有姓，有名，有的還有字，有號，名、字、號可能還不止一個?！叭耸忌忻?，長輩給晚輩取“名”，寄寓著對晚輩的期盼。男滿二十、女滿十五可另取別名，叫“字”。取“字”原本是權貴士族的特權，到明清普及于全民。社交場合一般互稱其“字”，不直呼其名，以示尊重?！疤枴笔潜救俗匀。磉_個人的志向、情趣。一人可以同時有許多“號”。比如魯迅，原名樟壽，十八歲改為樹人；初字“豫山”，后改為“豫才”；號“戎馬書生”“戛劍生”。魯迅作品中的人名有誤記的情況，如在日記中將“胡玉縉”寫為“吳玉縉”，這就極難查證了。魯迅日記中還有一位胡子方，也很難檢索，因為子方是他的“字”；如果知道這位胡先生的大名叫“朝梁”，這個問題才好解決。魯迅日記中還提到一位廈門大學的同事繆子才?？娮硬磐闯鈱⑿ｉL比喻為“父母”的佞人，是一位有骨氣的知識分子。當年編撰《魯迅大辭典》時查不出他的生卒年，也是因為“子才”是他的字，如果知道他本名為“繆篆”，這個問題也才好解決。魯迅作品中還出現(xiàn)了很多人物的筆名，如淺草社的莎子、《赤俄游記》的作者抱樸，士雄都一一查究出原名及其履歷，這也絕不是靠一日之功。

要準確注出人物的生卒年很麻煩。比如畫家齊白石的出生年代，他自己撰寫的《白石自狀略》跟《齊璜母親周太君身世》兩文中就有兩歲誤差。他在書畫作品中題寫的年齡也各有不同。后來經黎錦熙、胡適、鄧廣銘三人合編《齊白石年譜》時考證，原來一位算命先生妄斷白石老人七十五歲大限將至，老人圖吉利，立即在當年為自己增添了兩歲，頓時從七十五歲變成了七十七歲。臺灣作家李敖填寫的生日是1935年4月25日（即乙亥年農歷三月二十三日），但他二姐卻堅持認為李敖的生日是當年農歷三月初二或初三，相差二十來天。這一下子李敖就從星相學中的“金牛座”變成了“白羊座”。如果認真追究，我的出生月日也有誤差。我填寫的生日是6月26日，即農歷六月初二。但其實是7月25日，因為當年是閏年，農歷辛巳，共有三百八十四天，比常年多十九天。還有位親友跟我說，他的生年其實也不準，因為在舊中國，為了逃避國民黨政府抓壯丁，他就把年齡小報了兩歲。至于我的外祖母，兒時遇到水災，流離失所，原賣給闊人家當丫鬟，竟連自己的年齡和姓名全都不知曉。幸虧她老人家不是名人，生平細事都無礙于歷史書寫。我外祖父王時澤有一位義姐，也就是秋瑾烈士。她的英名廣為人知，卒年確鑿，但考證她的生年說法各異。我舉這些例子，無非是證明士雄的工作實在繁難，令人感佩。

士雄的人物研究無疑是十分有意義的。首先可以訂正《魯迅全集》注釋的若干錯訛，如王實味的生年、皮宗石的卒年等。也可以補充《魯迅全集》某些注釋的語焉不詳之處，如陳嘏作為翻譯家的成就。我主張在《魯迅全集》的人物注釋中無須展現(xiàn)所涉人物的全人全貌，而只需突出此人跟魯迅產生交集那個特定時期的基本狀況。為每個所涉人物都寫全傳哪怕是小傳，那不可能做到，也沒必要去做，因為已超出了注釋的應有負荷。但如果要深入研究魯迅，并對其作品中評騭的人物蓋棺論定，則需要對這些人進行獨立研究。因為魯迅評論的往往是所涉人物的一時一事，而全面評價一個歷史人物則必須了解他的生命歷程。魯迅對東晉至南北朝時期詩人陶淵明的評價，就為我們做出了范例。我從士雄的新著中了解到，清代的丁日昌查禁“淫詞小說”二百六十九種，其中包括了《拍案驚奇》這一類優(yōu)秀的中國古代白話小說，這當然是一種文化專制。但此人在擔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督辦期間還是有作為的，是洋務運動的倡導者之一。又如魯迅在廈門大學任教期間，跟教務長、校長秘書兼理科主任劉樹杞交惡，這是《兩地書》中多次提到的。但蓋棺論定，劉樹杞是一位教育家，在北京大學、武漢大學等?？诒疾诲e，四十六歲英年早逝。這些都填補了我的知識空白。

在士雄新作中還可了解到一些歷史人物的逸聞趣事。魯迅在《關于中國的兩三件事》一文中寫道:“四五年前，我曾經加盟于一個要求自由的團體（按:指‘自由運動大同盟’），而那時的上海教育局長陳德征氏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義的統(tǒng)治之下，還覺得不滿么？那可連現(xiàn)在所給與著的一點自由也要收起了。”不久陳德征得意忘形，在上海《民國日報》搞“民意測驗”，民選所謂“民國偉人”，結果他位居第二，僅次于孫中山，而蔣介石居其后，名列第三。于是陳德征被革職查辦，在南京坐了三年大牢，蔣介石批示“永遠不得敘用”。此實可謂惡有惡報，而且是“現(xiàn)世報”！

魯迅1929年5月17日致許廣平信中，談到“臺靜農在和孫祥偈談戀愛，日日替她翻電報號碼（因為她是新聞通訊員），忙不可當”。讀士雄文方知孫祥偈是一位詩人，著有《蓀荃的詩集》《蓀荃詞》等，其中還有一首《沁園春》，是和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三楚興師，北進長征，救國旗飄。指扶桑日落，寇降累累；神州陸起，獨挽滔滔。掃盡倭氛，歸還漢土，保障和平武力高。千秋事，看江山重整，景物妖嬈。 文壇革命詞嬌，有鋤惡生花筆若腰。譜心聲萬里，直通群眾；凱歌一闋，上薄風騷。誰是吾仇，其唯民賊，取彼兇頑射作雕。同懷抱，把乾坤洗滌，解放今朝?！泵珴蓶|1946年1月28日致柳亞子信中，對這首和詞表示了感謝，覺得“心上溫馨生感受”。

士雄的新作名為“像傳”，因為他將考證的這些人物一一配上圖片，這在我看來也是一個壯舉。中國文化有圖文并茂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即所謂“左圖右文”，以引起讀者興趣。魯迅本人歷來注重書籍插圖，并為自己的作品配以插圖（如《女吊》），還為他人的畫作撰寫說明（如為比利時木刻家麥綏萊勒的《一個人的受難》撰寫了二十五條說明文字）。人物研究著作配上人物本身的肖像畫或照片，更能收到“如見其人”的奇妙效果。但古代沒有今天的攝影術，有了相機以后也有人不樂意照相——如魯迅的塾師壽鏡吾，一生就只被別人偷拍過一張背影——所以收集起來困難極大。如今講演或講課時常使用幻燈片，把教學內容跟相關圖片融為一體，便于聽講者理解記憶。意識到當下已進入圖文時代，我曾跟友人肖振鳴編輯過一部《編年體魯迅著作全集（插圖本）》，不巧的是2002年至2003年發(fā)生了傳染性非典型肺炎（簡稱“非典”），查閱資料自然受到嚴重影響。我們從近萬張歷史圖片中選配了兩千余張插圖，但2006年出版后感到跟原來的設想差距太大。也因為我做過類似工作，看到士雄能為書中的人物一一配上圖片，確實從內心感到嘆服！

如果要對士雄的這部新作提什么修改建議，我想到了兩點。一是全書的體例尚可調整：有的人物考證極繁，如元朝國師八合思巴；有的人物介紹極簡，如現(xiàn)代出版人丁曉先。有的人物僅述其生平簡歷；有的人物介紹中有評論，甚至有其作品分析。這當然跟掌握資料的多少以及其人跟魯迅關系的深淺有關，但讀起來畢竟有參差不齊之感。如將詳考與簡介分類編排，讀起來可能會順暢一些。二是感覺士雄撰寫小標題時喜歡在人物名字前加一個定語。這種寫法有利有弊。其優(yōu)點是可以畫龍點睛，讓讀者一眼就了解該人物的主要貢獻或主要特征，如“經濟學家皮宗石”“短跑女皇孫桂云”；難處是有些復雜的歷史人物不易一語定性。魯迅曾談及古人起綽號諢名的“法術”——“說是名號一出，就是你跑到天涯海角，它也要跟著你走，怎么擺也擺不脫”。這種做法單純著眼于形體較易，如“花和尚魯智深”“青面獸楊志”，但寥寥幾筆即能神情畢肖則十分困難。尤其是現(xiàn)代人物，往往經歷復雜，很難一言以蔽之。比如章士釗，是用“《蘇報》主筆”概括他的歷史貢獻，還是稱之為“老虎總長”“民主人士”或“文史館長”？即使偉大如魯迅，一直被稱為“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但近四十多年來不也一直有人在學術上進行質疑嗎？當然，士雄這本書是他個人的學術著作，可以發(fā)表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評價，允許見仁見智。但無論如何，為每一個涉及的人物都冠以一個身份頭銜，畢竟是一件常人力不從心，甚至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此文寫至結尾處，忽然想起了古代有一種雜技叫“百尺竿頭”：演員爬到高竿頂端作各種高危動作。這種雜技作為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流傳至今，且加入了很多現(xiàn)代元素。不過這種節(jié)目的演員不論如何變換姿勢，畢竟不能真正超越高竿頂端。有一個更加勵志的成語，叫“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正如宋代大儒朱熹在《答陳同甫書》中所云“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這種期盼是對后起新人的激勵，但要真正達到目標，他們卻往往要付出比前人更多的血汗。恰如當下男子跳高的世界紀錄是兩米四五，而中國目前的全國紀錄是兩米三九。要再超越世界紀錄幾毫米乃至幾厘米，并非沒有可能，卻不知要付出多少血汗!在魯迅作品所涉人物的研究領域，士雄已經做到了“更進一步”。但我仍然希望有更多的學術新秀在他的基礎上再做跨越，為魯迅學的科學體系繼續(xù)添磚加瓦，再創(chuàng)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