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往昔歲月，陳建功書寫了一段段幽默與荒誕并存，極具時代特色的回憶和一個個生動有趣的人物，交織著對自身創(chuàng)作歷程的講述，構成了一部豐富立體、真實動人的記憶之書。

今年開年第一期，《花城》雜志在“中國敘事”欄目重磅推出陳建功長篇非虛構作品《請在我臟的時候愛我們》，配合評論家張燕玲的評論文章《誰解這嬉笑下的悲欣》共同發(fā)布。這部作品以作者從18歲到28歲（1968-1978）這十年礦工生活為主線，以自嘲反諷的筆調，訴說了個人的時代際遇、心路歷程、青春喟嘆、文學起步……作品上半部分在《北京文學》2024年第6期發(fā)表，此次《花城》推出其下半部，主要書寫作者在1973年在木城澗煤礦工作到“文革”結束恢復高考，進入北大中文系求學期間的經歷。

回望往昔歲月，建功老師書寫了一段段幽默與荒誕并存，極具時代特色的回憶和一個個生動有趣的人物，交織著對自身創(chuàng)作歷程的講述，構成了一部豐富立體、真實動人的記憶之書。

在礦工生涯中，作者結識了不同身份、經歷迥異的人們，如同為礦工的江寧、李榆生、小郭子，“立新科”的同事、醉心于京西古道民俗的“怪哉”伊可忠；在受傷養(yǎng)病期間，作者又接觸到了礦務局醫(yī)院內的病友及陪護，如曾在天橋混過的吳橋老丁、退休的礦工老張師傅等人，這讓從小生長在高校大院中的作者對老北京的風俗趣事、胡同文化產生了強烈的興趣，加之與家住北京老城區(qū)胡同中的女友一家人的交往，使得這種體驗更加深入，并啟發(fā)了作者的一系列深入思考。作品中尤為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女友一家對于種種“傳統(tǒng)”的傳承與敬畏，包括時節(jié)、年俗、祭拜以及潛于其中的“慎終追遠”的觀念。

在作品內外都能感受到建功老師對舊京民俗文化的關注與熟悉，作品在講述吳橋老丁的經歷時提到了舊時天橋藝人群體“八大怪”，在編校過程中我們就不同代“八大怪”的名號問題請教過建功老師，建功老師回復給我們以確認的都是他曾經直接采訪過本人的“第一手資料”。

對北京傳統(tǒng)民俗文化、世俗生活方式的觀察，對傳統(tǒng)家庭中人情人性的體驗，以及對北京人幽默、寬容的生活態(tài)度的感受，對作者的創(chuàng)作觀念及風格產生了深刻影響。于是，我們可以看到貫穿在建功老師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京味兒”氣質：北京方言、俚語俗諺以及民間的種種逸聞趣事經由其作品中的人物之口講出，讓這些來自民間的“小人物”更生動立體，給人以真實可感的深刻印象。這種“京味”還體現在作者有意地對北京文化氣質的深入體察和挖掘，在對老北京種種滋味的品咂中，正如作者所總結：“北京滋味兒在廟堂之高，也在胡同之深；在官宦之顯，也在平民之樂；在歷史的積淀，也在當下的開拓。繽紛斑斕，深邃無涯?！?/p>

在工傷休養(yǎng)期間，作者又結識了一系列文藝界的前輩與友人，如共同創(chuàng)作影視劇本的好友林洪桐，北影廠文學部的編輯陳瑞琴與施文心，北京人藝的藝術家于是之、劉厚明、藍蔭海、朱旭等前輩；再到去北大讀書時的同學李彤、劉志達、王小平、梁左等人，他們與作者的創(chuàng)作歷程緊密交織，結下深厚情誼，無論是戲劇創(chuàng)作的方法還是文學觀念的更新，都成為作者文學創(chuàng)作之路上的寶貴經驗，助力了作者的文學創(chuàng)作之路。這部分的記錄可稱為“一個人的文學史”，僅從這些名字上就能感受到何為真正的“文學現場”：其中既有關于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的心路歷程、對于文學理解的轉變，亦有細化到具體作品如何取材，技法如何提煉，如何從其他藝術形式中汲取經驗的實踐經驗。建功老師也在其中細致書寫了促使自己文學創(chuàng)作觀念變化的因由，包括浩然所堅持的“人物積累”觀念，電影及戲劇作品的經驗轉化，閱讀盧新華的《傷痕》所帶來的對自身文學觀念的反思，促使自己放棄“獻禮劇”的創(chuàng)作等等。

閱讀作品的過程中不難看出，“反思”一詞一直貫穿于文本中，無論是對文學觀念還是個人心靈及至時代征候，作者秉持著一以貫之的“反思”意識，承接了巴金自《隨想錄》開創(chuàng)的文學傳統(tǒng)，反思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種種虛假與說教，反思在過往歷史中無意識的振臂高呼，反思在思想的牢籠中所膜拜的崇高與激情。這種反思不是后來者的輕飄飄的指責，而是指向自我內心的叩問，并對同代人報以了深刻的同情與理解——“強權面前，人們難道不都是卑微的可憐蟲嗎？”

閱讀后也不難對作品的題目及在編輯過程中特意放在文前的題記有更深入地理解：“請在我臟的時候愛我們，在我們干凈的時候，倒無須關注，因為我們干凈的時候，是人皆賜愛的。”

作者所關注的是宏大時代之下的普通人，書寫他們平凡普通的生活中，人性的珍貴與閃光之處：“他們是粗糲的、嬉鬧的，滿臉煤污，真實得讓我沉醉”，所“愛”的也正是在“我們臟”的時代里，活得有滋有味的這些人——他們的真實與具體，他們的怯懦與不由衷，他們在“臟”的時日里的苦中作樂與深情盼望。當所謂“人模狗樣”的日子開始了，作者以一個詩意而又具有時代特色的象征作結，即在北大宿舍的水房里唱歌的“水房歌手”——不在意舞臺，終于可以自由自唱自己想唱的歌，又何嘗不是時代精神的象征：

“這歌聲是我的同代人以情感的方式對一個新的開放的時代伸出的臂膀。這時代不再容忍專制和封閉，不再容忍僵死和愚昧，不再容忍壓抑個性，不再容忍蔑視知識和才華。這歌聲又是對我的同代人對一種新人格的呼喚。這人格不再茍茍且且，無須仰人鼻息，只管讓想象自由飛翔，坦坦蕩蕩唱自己的歌。”

這些“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的人，用自己的歌聲發(fā)出了對個性與心靈自由的呼喚。

建功老師作為共和國的同齡人，他帶來的這部作品不僅是一部記錄個人經歷的成長史與心靈史，更是對于一代人共同經歷的時代浪潮的書寫與回望。作者以個人視角切入時代敘事，為看似遙遠宏大的歷史事件提供了許多親歷者才能寫出的精微細節(jié)，穿插著對舊京世俗及文化性格的探索與呈現。其中也不乏從個體出發(fā)的珍貴反思，特別是加入了作者多年以后對于所寫人物命運的回望，更有歲月的縱深感。這部帶有時代氣息和鮮活經驗的非虛構長篇敘事作品，以其樸素真摯的情感，和對于筆下人物的謙卑與熱情，再次向我們證明了，在文學敘事中，誠與真具有如此強大的力量。

（作者系《花城》雜志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