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認識王侃的時候，他專注于女性文學批評。提起女性文學，一般都會加上“主義”兩個字。王侃首先關心的是女性作家，并試圖探究女性寫作在整個文學版圖中的獨特面貌?！爸髁x”是所謂的思想資源，王侃開始涉足此領域應該是20世紀90年代，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擅長書寫尖銳的女性生命感覺和困境的女作家，如林白、陳染等，舊有的研究方法顯然不適合她們，需要一種新的理論框架去闡釋她們。當時，這一領域的研究尚處于基礎階段。王侃和其他學者意識到男女之間的差異性：首先是身體力量天然的不平等，其次是社會力量后天的不平等。新的觀察方法為女性作家的文本帶來了全新的意義空間，王侃的研究也從90年代女作家的寫作拓展到新文學以來所有女作家的文本研究。這個時期的王侃像人類童年時期得到一個嶄新的玩具，沉迷其中。那時候這一工作帶有一定的啟蒙性，到了今天一些觀念已經成為人們觀察世界的基本話語。

后來，王侃似乎退出了女性主義研究領域，留下了一本書《歷史·語言·欲望——1990年代中國女性小說的主題與敘事》，這本書記錄著他曾經的激情。王侃開始把目光投向整個中國文學。這樣說也不完全準確，因為在研究女性文學的同時，他其實一直關注著當代文學現場。以我對王侃文章有限的閱讀，我認為王侃是一個對文本有敏銳洞察力的人，他特別關心作家與文本的關系，對作家在文本中運用的最根本的方式以及內心隱秘的投射常有精準的捕捉。這可能同王侃在學生時代有志成為小說家有關，他曾寫過不少小說，只是沒有拿出來發(fā)表。有一段時光他一直在寫詩，前幾年他還出版了詩集《歌兒》。也許是有過小說和詩歌寫作的實踐，他才格外懂得作家的心思。格非的《春盡江南》出版后廣受好評，當時由林建法先生張羅，在千島湖開了一個《春盡江南》的研討會。王侃做了一個發(fā)言。在最后的致辭中，格非對王侃的發(fā)言作了回應，他肯定了王侃的闡釋，并說聽后出了一身冷汗，仿佛被看穿了一般。格非還說，作家喜歡這樣能擊中寫作者塊壘的闡釋。

這一時期，王侃的研究領域還涉及中國文學在海外傳播問題，其間他去了斯坦福大學做訪問學者，由此了解到中國文學在海外傳播的真實境況。這段經歷對王侃是有影響的。從美國回來后，我感覺他觀念上的改變是明顯的。在王侃的眾多批評中，值得關注的是他對現代性邏輯置于中國語境下產生的不適應癥的警覺。他在研究女性文學時關于“國際性”與“民族性”的思考方式一直是他研究中的一條重要線索。

我曾經寫過一則小文《文學與現代性》。在中國，發(fā)生在中國的一切幾乎都可以用“現代性”這個詞匯去闡釋或概括，比如民族國家的建立、想象的共同體的構建，包括我們在寫的小說基本上都是“現代性”的產物?！艾F代性”已經是歷史意志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席卷中國人觀念以及生活的重要發(fā)生點。文學作為觀察時代中人的處境的一種文體，自然會關心“現代性”。事實上，在不經意之間，現代性已滲透到作家對這個世界的思考及觀察的方式之中，它影響著中國人對未來的想象，也影響著中國人的審美和創(chuàng)造。

王侃認為，在“現代”“西方”的框架內，中國文學沒有得到應有的理解和評價。他以《紅樓夢》為例，這部被中國人認為的偉大作品，西方讀者卻相當漠然。他因此對所謂的“現代性”充滿了警覺。雖然現在中國的作家或批評家中，不乏有人用“現代主義”或“魔幻”這樣的西方詞語來闡釋《紅樓夢》，但《紅樓夢》肯定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小說。在《紅樓夢》中，作為主線的寶黛之戀，除了開始有所進展外，中間一直處于停頓狀態(tài)，這在西方小說中是難以想象的。西方小說中，當人物之間構成關系后，需要不斷變化，從而產生戲劇沖突。而《紅樓夢》的戲劇性展開反倒來自于被認為由高鶚續(xù)寫的后四十回，所有的人物在后四十回都得到了充分的展開，似乎才更符合西方意義上的小說。王侃認為，一百年的中國新文學是從“反傳統(tǒng)”開始的，而中國文學的新紀元需要從“反現代”起步。當然，他還補充道：“我希望對‘中國話語’的任何一種倡導，都有對‘何為中國’的學理辨析作為知識前提。”

我想起在1980年代，建筑大師貝聿銘受邀到北京建造一座建筑。他沒有選址在長安街，而是去了香山，建造了香山飯店。香山飯店建好后，當時的中國人非常失望，這是一幢充滿中國元素的現代性作品，并且只有三層高，這不符合1980年代中國人對現代化的想象。那時候中國人關于現代性的想象就是摩天大樓。要到1990年代末期，貝聿銘設計蘇州博物館時，中國人才完全接受了他的審美。毫無疑問，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作家也意識到了“現代性”并非唯一的神，在現代性的框架下，需要充分認識到中國人的生活以及自己的古老傳統(tǒng)，認識到一個更為復雜的中國。這期間，也有作家實踐“反現代性”后撤，如莫言的《檀香刑》，采用了說書人的方式向中國古典文學致敬，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里有大量中國傳統(tǒng)的風度和審美等。

文章的最后，談談王侃的師承淵源。他的博士導師是王彬彬。王彬彬個性鮮明，常常直白而嚴謹地說出自己的見解，在講究人情的中國社會中，需要強大的力量和勇氣。還記得，有一次我問王侃：“你從你的導師那里學到這種品質了嗎？”王侃謙虛地說：“我能學到十分之一就不錯了?！?/p>

（作者系浙江省作協(xié)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