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青年文學》所刊十余篇小說的作者大都就讀于創(chuàng)意寫作專業(yè)，是當下最年輕的一批科班寫作者。在他們成長的年代，雖然獎項、學界、刊物、出版體系仍舊共同推動著作家的成名，但文學的整體聲勢已有所退潮，即便最重要的小說家受到的社會尊崇也相對有限。創(chuàng)意寫作專業(yè)不保證一定培養(yǎng)成優(yōu)秀作家，但能提供系統(tǒng)的訓練，開闊視野，避免青年寫作者走太多彎路，為他們贏得一些時間。

文學長久以來塑造著人類的情感和語言習慣。從梁啟超“欲新一國之民”“先新一國之小說”的倡議，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文學與啟蒙的綁定，文學曾被推至社會想象的核心，并借助教育體制長期維系其影響。現(xiàn)下隨著媒介結構的變化，年輕人更多投身于一種泛文學寫作。文學回落到一個學科的地位，而非一個社會的風尚，傳統(tǒng)文學的地位不再受維護。不是說文學變得不重要，而是文學為電影、劇集、游戲、短視頻等其他形式提供重要養(yǎng)分，自身不再成為主流。故而，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尤其需要勇氣。也正因此，寫作的方法論重新成為這一代青年寫作者思考與探尋的重要問題。

小說是一種溝通，小說家與讀者取得認同最重要的模式是文學，并非單純的故事。在文學被抽空為故事的同時，也剝奪了文學語言的典雅、規(guī)范和考究。一定程度上，過去的小說是在處理閑暇，因為它更富有彈性與變化。今天的小說對此常常陷入沉默，因為現(xiàn)在的空閑多由網(wǎng)絡生活填充，它并不意味著真正的經(jīng)歷。所以，小說寫作仍在面向過去或者未來，而很少去處理當下。這中間當然包括：書寫當下是有風險的，無論是作為一種新素材以適應寫作技藝，還是其中蘊含的社會和政治的風險。所以，科幻寫作成為當前文學的一脈顯學。

勒古恩談阿特伍德時，重申了科幻的概念：“運用想象力從當前的趨勢和事件外推至一半像預測，一半像諷刺的近未來?！彼锌苹脤懽鲬敱值墓沧R是，它并不是在同科技競爭，想象未來生活之準確、具體。換言之，它并非朝向未來，而是通過總結人類歷史循環(huán)中的頑疾，梳理出那些必然的陷阱，從而面向此時此在。因此，科幻寫作的底色往往是悲觀的，從喬治·奧威爾、薩拉馬戈、阿特伍德到劉慈欣都是如此。好的文學一定是指向現(xiàn)實的，這種現(xiàn)實并非一味黏膩于日常與真實，而是從現(xiàn)實外推，設想一種依靠文學語言和技巧去支撐的可能性。從這一點看，本期的幾篇科幻小說都可以算作某種意義上的現(xiàn)實主義。

幾乎是一體兩面，鐘天意的《一克靈魂有多重》和史雨昂的《永恒之冬》都在思考靈與肉的關系。前者更多奇幻色彩，且聚焦死亡本身；后者預設當身體足夠廉價的時候，人類的靈魂反倒會陷入不死的困境中。兩篇小說中，被消耗的身體都如同垃圾被棄置一旁，呼應了工業(yè)文明用完即棄的本質。李柳楊的《飛向太空》與其說是空間站的三位科學家被遺棄了，不如說是他們遺棄了忙于戰(zhàn)爭的母星地球。小說重述了“創(chuàng)世記”的神話，人類之所以存在，是造物主難以忍受“空”的寂靜，人與神的關系被反向重構。杜得無的《吹象》以現(xiàn)實主義的奇觀敘事實現(xiàn)隱喻，在城市中隱形的大象與簡文涵彼此呼應——都是現(xiàn)代都市中的隱身者，只有借助白色絨毛才能被看見。

女性作者有意識地踐行性別書寫，主動回應當下社會結構與文化語境中的性別議題，在文學書寫中納入性別話語，試圖松動長期由男性設定標準的敘事機制。方東妮的《英臺的痣》以“天才之死”為母題，英臺執(zhí)意消除標志著天分與女性特質的痣，根源在于，男性秩序中女性天分無法被正當承認。張笑雨的《近鄉(xiāng)》通過并置研修生閆彤與遣唐使敬龍這兩位異時空“他鄉(xiāng)人”的命運，表達了傳統(tǒng)性別觀念對女性的傷害。呂嘉歡的《索賠》聚焦于女性在職場與家庭之間的雙重擠壓。林雨芊的《粉身碎骨》中受孕特性成為女性被系統(tǒng)性排斥的理由。李雪婧的《獨自買馬鞍的馬》寫女性成長中的創(chuàng)傷與自救；小說中母親的忽視和文化中女性的身體羞恥共謀，使一些成長經(jīng)驗成為不能言說的隱痛。時瑤函的《等》中，康志萍與劉淑娜的婆媳關系延續(xù)了舊式家庭結構的慣性，因此對改變的期待也就成了一種近乎絕望的等待。男性作者的敘述也開始有意地滑向女性。劉皓的《按摩》中，父親遭遇“去勢”，母親自學按摩，代替父親成為家庭的經(jīng)濟和精神支撐。

文學所培養(yǎng)的，是一種廣泛的同情能力。在本期的小說中，具體如記憶、地景，普遍如情感、性別、存在，都是作者此種能力的展現(xiàn)。時間的密度向來不一，文學生產(chǎn)仰仗刻苦、天分、思潮等，成就一二名家。從歷史的視角來看，有時長達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里產(chǎn)出的文學平庸得可怕。但偶爾也就是十年光陰，卻有偉大的作品接連不斷、群星閃耀。這當然不公平，尤其是對寫作者而言這種不確定簡直殘酷。本期鐘天意、呂嘉歡、方東妮、李喜悅的小說都呈現(xiàn)出這種焦慮，其中黃雅麗的譯作對此有良好的闡釋。在這篇蒂斯瑪?shù)男≌f《完整的自我》中，挑剔的小說家拉特科一生從未發(fā)表過作品，他不斷修改，不斷自我否定。他沒有讀者，似乎也不需要，唯一的支持來自對他天賦深信不疑的妻子。文學創(chuàng)作的矛盾心理被蒂斯瑪投射到這一對夫妻身上，他們組成小說家絕望和信心共存的“完整自我”。

對于寫作者，創(chuàng)作的勇氣和信心是需要反復確認的命題。無論文學未來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好小說正在被寫成，仍將被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