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話、詞話興起于北宋以后，是一種較為自由的隨筆形式，寫作向無定式。《西江詩話》作者裘君弘在自序中概括道，所謂“詩話”，包含“詩品”“詩志”“詩釋”“補正”“訂謬”“類及”“源流”“異同”“辯證”等內(nèi)容。這類作品一般面向有詩興雅意的讀者。例如，毛澤東主席便喜歡閱讀《全唐詩話》《歷代詩話》《分甘余話》《隨園詩話》等。

古人的詩話、詞話大多注重詩詞本身的內(nèi)證與考據(jù)，但也有少數(shù)側重闡發(fā)文學和美學主張，如袁枚的《隨園詩話》彰顯“性靈說”，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則融合西方美學觀念闡釋詩詞評判標準。王蒙的《詩詞中國》將這種彰顯個人文學、美學主張的文體形式發(fā)揮到了某種極致。書中不僅彰顯了王蒙獨特的人生觀、歷史觀、審美觀，更可謂是對古代詩詞的“二度創(chuàng)造”。從這個角度而言，《詩詞中國》既是一本對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發(fā)表見解的文化隨筆，也是一本巡禮傳統(tǒng)詩詞、致敬中國文化、倡導審美人生的優(yōu)秀文學作品。它超越了傳統(tǒng)詩話、詞話的內(nèi)容與文風，突破了傳統(tǒng)文人的審美視域，是新時代文人學者對傳統(tǒng)文化進行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的有益嘗試。

該書開篇講上古詩歌《卿云歌》，其中“日月光華，旦復旦兮”一句，作者將其譯為“日月光輝，一天又一天，光鮮更光鮮”，令人叫絕。我們大多僅想到“太陽每天都是新的”這一層，而“光鮮更光鮮”，可謂大雅大俗！（按：王蒙表示，“旦復旦兮”其實也不妨譯為他本人的名句“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來吧”，此又一絕。）王蒙點評道：“從閱讀的感染效果看，我愿意設想《卿云歌》為中華禮儀盛典官方詩歌的開山之作！”這篇詩話以“美麗中國的開辟曲”為題，或許正源于此。讀此詩話時，我不禁聯(lián)想到很多詩歌，可見這樣的詩話極具啟發(fā)性，能幫助讀者將古典詩詞閱讀與現(xiàn)當代時代特征深度融合，獲得古今交融的獨特體驗和充盈的文化滿足感。

所謂文化滿足感，源自文化主體性。筆者認為，文化主體性即時代感與歷史結合生成的主體性，是馬克思主義文化觀、價值觀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結合生成的主體性，是新時代文化感悟與傳統(tǒng)中華美學精神結合生成的主體性?！对娫~中國》恰充分體現(xiàn)了這些“結合”，從而自然彰顯出獨特而美好的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

該書的詞話部分有一篇《李白與毛澤東的〈憶秦娥〉》，頗為精彩，作者將不同時代相似意境的審美意象打通解讀。關于李白的《憶秦娥》，作者從“咸陽古道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幾句引申出對歷史感的議論：“時間越長，真實的廢墟感、西風感、殘照感越感人。當歷史的距離不是太遙遠時，歷史是令人心痛遺憾的廢墟與殘余；當歷史已成為古代往昔，距你千年或至少500年時，它反而漸漸成為你的驕傲、遺產(chǎn)、淵藪與品牌，你定會因足夠古老繁多的廢墟與殘余而牛氣騰騰?！绷攘葦?shù)筆，便生動有趣地點出了以詩詞意象體會和彰顯文化自信的問題。關于毛澤東的《憶秦娥·婁山關》，作者精辟地指出，它是“在動態(tài)中響起的革命最艱難最低潮時期革命人的沉郁大美心曲角號”。作者認為，該詞承繼傳統(tǒng)意象中的西風、殘照、夕陽，卻另有一番李白未寫出也難以體會的激情與大美，尤其是“蒼山如海，殘陽如血”兩句，堪稱生氣貫注、沉郁雄渾。這樣的解讀，既展現(xiàn)了古代詩詞的豐厚超絕，又凸顯了近現(xiàn)代詩詞中的新情緒、新氣象，從而貫通古今，準確把握中華文韻的傳承與發(fā)展脈絡，呈現(xiàn)出中華詩詞寶庫生生不息、充滿活力的傲人品質。

該書解讀的作品，基本是中華詩詞史上的名篇；解讀的視角，直切文本，重在對詩詞的品位與升華；解讀的文字，詩意化、散文化，屬于文學抒寫，文句如排浪般涌出，直擊讀者心靈。這三個特點在書中有機融合，既印證作者的文化見識、審美取向、文學才華渾然一體，又體現(xiàn)出三者互相包容又互相突破、互相呼應又互相激發(fā)的關系。

該書是王蒙在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土壤上辛勤耕耘的又一重要審美收獲，尤其彰顯出王蒙深厚的文化素養(yǎng)、敏銳的詩心參悟能力、瀟灑的審美氣象。這是作家王蒙、讀書人王蒙、文化人王蒙，以善于參悟詩心和人心的姿態(tài)，通過解讀中華傳統(tǒng)詩詞，表達美學理想，張揚文學精神，抒發(fā)對詩詞中國的情感寄托。

（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原院務委員、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