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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中國夢”,核心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體表現(xiàn)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在我們看來,“中國夢”具有三個特點:主體性、集體性和能動性!爸黧w性”是指中國夢以中國為主體,承接中國的歷史、文化與傳統(tǒng),以中國人民的奮斗為動力,堅持走中國的道路;“集體性”是指中國夢的實現(xiàn)需要中國人民的共同奮斗,而不是僅僅訴諸于“個人”,在這里,國家、社會與個人的關系是一個關鍵問題,個人應將自己的命運與民族、國家的命運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而“中國夢”則需要凝聚不同人群共同的希望與理想;“能動性”是指中國可以擁有自己的夢想,能夠通過努力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這看似十分簡單,但卻是我們的先輩在艱苦竭蹶的奮斗中開拓出來的,也是我們在紛紜復雜的世界格局中必須堅持的。“中國夢”的提出,凝聚了近代以來中國人的夢想,同時也標志著中國的發(fā)展已經到了一個新時代。
在新世紀的新時代,可以說我們已經超越了近代以來“啟蒙”與“救亡”的總主題。中國歷經一個多世紀的艱難險阻已經浴火重生,“救亡”的憂患對于今日的中國來說已經并不構成主要的問題了;而對于“啟蒙”來說,在今天也面臨著復雜的局面,一方面在我們的社會中仍存在著前啟蒙的依附性關系,另一方面我們也在承受著啟蒙的“后果”——“個人化”、“理性化”與“世俗化”已經造就了更多“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在不少文藝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理性利己主義者的微妙博弈,可以說啟蒙的這一后果構成了當今社會應該反思的主要對象。1980年代中期,有學者曾以“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概括五四以來中國的思想文化運動,最終以“救亡壓倒啟蒙”的結論呼喚新的啟蒙。但在我們今天看來,無論是啟蒙還是救亡,都已經無法概括我們這個時代的主題,我們已經走出了近代以來中國史的一個階段,必須探索新的主題與方向。而在我們看來,“中國夢”可以說是我們這個新時代的新主題。當然,這并不是說啟蒙與救亡的思想并不重要了,而是在一種新的視野中,我們可以重構這個時代的思想地圖,與救亡緊密相連的中國革命傳統(tǒng)、包括啟蒙在內的西方思想,以及傳統(tǒng)中國文化,都構成了當代中國內在意識的一部分,也是中國將來發(fā)展的重要思想資源,我們必須繼承并加以融會創(chuàng)新,只有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能創(chuàng)造新的中國文化,才能實現(xiàn)中國夢。
對于當代文學的發(fā)展來說,應該以“中國夢”為核心和引領,講述新的中國故事。當代中國文學正在發(fā)生深刻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到,當前不同層次的文學作品中都顯現(xiàn)出了中國人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中國人的形象正在發(fā)生變化,在國外的中國人形象不再是“落后者”,傳統(tǒng)中國文化不再被視為愚昧,而國內的中國人形象也發(fā)生了變化,中國人不再以中國農民的形象為主要代表,而更多地以中國都市中的人群為代表;不少中國作家開始突破西方文學的規(guī)范,探索新的中國美學,更加關注中國人獨特經驗與情感的表達。這種種變化,既來自當代中國及其在世界格局中位置的變化,也來自中國文學承繼傳統(tǒng)、開拓創(chuàng)新的巨大努力。五四以來,中國的新文學與中國人民血肉相連,記錄了中華民族的心靈史,開拓了20世紀中國人的精神空間,在中國的劇烈變革中發(fā)揮了獨特而重要的作用,這可以說是中國文學最重要的傳統(tǒng)。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國家的各個方面都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置身其中的每個人也都經歷了這一重要的歷史進程,如果能夠真正寫出這一巨變,寫出我們這個民族的“心靈史”,將會是重要的經典作品。在新的時代,中國文學應該繼承五四以來的優(yōu)秀傳統(tǒng),以中國夢這一新的時代主題講述新的中國故事,以文學的形式凝聚中國人豐富而獨特的經驗與情感,描述出中華民族在新時代最深刻的記憶,并想象與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世界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