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是難度的同義詞(祝勇)

《故宮的風花雪月》 祝勇著 東方出版社出版

　　有一天，歐陽江河對我說，他喜歡《故宮的風花雪月》，因為它既是文學，又有專業(yè)特點。接著，他補充說，很像《香水》。

　　在此記下這句話，并不是要借歐陽江河老兄的話表揚自己，而是覺得他很犀利。因為某些專業(yè)性的知識是很難與文學相融的，這幾乎是要把一份說明書寫成詩歌，但我認為寫作本身就是難度的同義詞。寫作不是工作總結或者思想匯報，只要把意思說清楚就可以。

　　我至今說不清楚《故宮的風花雪月》究竟是怎樣一本書。表面上看，它是一本關于故宮書畫藏品的書，這些藏品包括王羲之《蘭亭序》、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等，實際上這些藝術珍品不過我透視歷史的一個“視窗”，從那一扇扇美輪美奐的窗子望出去，我看到的是各種歷史事件中錯綜復雜的互動關系，看到個人與時代的糾結，以及復雜的人性。因此，我不只把它當作一部藝術之書，更當作一部歷史之書、一部人性之書。

　　沒有一部藝術史會回避這些作品——關于《蘭亭序》、《韓熙載夜宴圖》、《清明上河圖》，言說早已窮盡了，你還能說什么？我想起我的導師劉夢溪先生曾經說過，“紅學”已經完成了，或者說，它已經終結了。

　　每個寫作者都面對著自己的難度，但這本書的寫作又是一種別樣的難度。它的困難在于它瞄準的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也最廣為人知的藝術作品，有無數的專家站在那里，等著給我的文字挑毛病。我沒有挑選一些生僻的藏品，或者生疏的題材去“獨辟蹊徑”，而是往人堆兒里扎，去寫人們最熟悉的藝術品，說明我任性、放縱、膽兒肥，不管不顧，不預估成敗。在我眼里，古代的藝術家們也是一樣，他們是人，有幸福和微笑，也經歷著平凡、痛苦、失敗甚至屈辱，在這一點上我與他們沒有什么區(qū)別。他們作品的品格固然高山仰止，但至少人格是平等的，因此，只要以人的思維、情感去面對他們就可以了。這是我寫作此書的一個基本態(tài)度。

　　寫作上的任性和放縱并不等于胡來，藝術的基本標準是必須承認和遵守的。關于上述藝術作品的所有研究資料，只要我能找到的，都盡量搜羅來。不只是專業(yè)上的慎重，更是出于對學術的尊重。但難度其實是一層屏蔽，我們常常被它遮蔽掉了，沖破它，有時只是挑破一層窗戶紙。那些汗牛充棟的材料絕不會捆住我的手腳，因為我知道所有人的觀察都有盲區(qū)，在那個盲區(qū)，我可以放心地馳騁。

　　這些藝術史的研究成果固然巨大，但它們幾乎全部是把故宮收存的這些藝術品當作研究對象、當作一個歷史的“遺址”來進行解析的。在他們眼里，它們都是死物；在我眼里，它們卻是活的，它們就像古羅馬詩人賀拉斯曾經說過的：“我不會完全死去。”它們的神經和細胞仍有著生命跡象，所以才能與我們的生命進行交流——盡管有些藝術品被完成以后，它的作者就在歷史的長河隱身。

　　《清明上河圖》的作者張擇端就是這樣：

　　張擇端的結局，沒有人知道，他的結局被歷史弄丟了。自從他把《清明上河圖》進獻給宋徽宗那一刻，就在命運的急流中隱身了，再也找不到關于他的記載。他就像一顆流星，在歷史中曇花一現，繼而消逝在無邊的夜空。在各種可能性中，有一種可能是，汴京被攻下之前，張擇端夾雜在人流中奔向長江以南，他和那些“清明上河”的人們一樣，即使把自己的命運想了一千遍也不會想到自己有朝一日會流離失所；也有人說，他像宋徽宗一樣，被粗糙的繩子捆綁著，連踢帶踹、推推搡搡地押到金國，塵土蒙在他的臉上，被鮮血所污的眼睛幾乎遮蔽了他的目光，烏灰的臉色消失在一大片不辨男女的面孔中。無論多么偉大的作品都是由人創(chuàng)造的，但偉大的作品一經產生，創(chuàng)造它的那個人就顯得無比渺小、無足輕重了。時代沒收了張擇端的畫筆——所幸，是在他完成《清明上河圖》之后。他的命，在那個時代里，如同風中草芥一樣一錢不值。

　　文學不是無數種專業(yè)學科中的一門，文學與其他學科相比，不是平行關系，而是交叉關系，甚至籠罩在其他所有學科之上。因為文學并非只是文之學，而是人之學。其他所有學科都是關注這個世界的一部分，或者一個側面，而文學則是關注這個世界的全部。人的存在，是世界上最根本的存在。因此，條條大路通文學，從任何一門學科出發(fā)，都可以抵達文學。無論是香水學，密碼學，還是歷史學，藝術學，甚至工程學，醫(yī)學，從各自的專業(yè)領域一拐彎，就可以進入文學，并因文學而殊途同歸。